互聯網經濟的檢討書

　　互聯網經濟早已經不是20世紀末那個躑躅蹣跚的新興產業，它不僅革命性地改變了社會生產和消費結構，并且自我創造了成熟的市場生態。不過，任何許諾新解決方案的技術也都暗藏新問題的風險，現在，是到了對互聯網經濟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檢討的時候了。

　　亞馬遜(374.33, 7.96, 2.17%)網現象

　　8月2日，哈珀特(simon houpt)在加拿大《環球郵報》上的一篇“亞馬遜()的丑惡真相”讓大眾看到它所代表的電子商務對社會的結構性負面影響：它基本銷毀了書店這個社會文化的有形載體;它讓長期耕耘人文產品的編輯和出版人貧困化、邊緣化;現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領域，社區零售企業紛紛倒閉，地方商業繁榮不再。

　　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樣，這樣的互聯網企業所到之處，吸盡環境養分，只留下單一物種。

　　人們開始發問：多彩多姿的生活與便宜方便的網購，如果只有一個選擇，哪一個更值得體驗，哪一個的瘋狂發展必須被節制?隨著實體經濟消失的還有哪些不應該以任何價格讓渡的人文價值?

　　“像亞馬遜、谷歌(555.51, 4.33, 0.79%)、臉書這樣的互聯網經濟體，以人造壟斷的方式積聚社會財富至少數人手中，并不斷制造社會就業萎縮。這不僅對中產階層不公平，對它們自身也是無法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拉尼爾(jaron lanier)以內部人的眼光所撰寫的《誰擁有未來》再次喚起對互聯網經濟體的檢討之聲。

　　《經濟學人》(7月)的報道顯示，XX年歐美電子商務占零售比預計將超過11%，其中英國為14%，美國為13%。《商業周刊》(6月)的報告指出，美國~XX年的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 forman)在《美國經濟評論》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聯網技術投入沒有帶來令人信服的高回報，同時，它也沒有帶來明顯的就業機會。

　　互聯網產業演繹的到底是怎樣的經濟學?

　　明星體制和怪誕經濟學

　　“為何毒品販子要靠啃老過活?為何好萊塢演員大多數是漂泊一族?……” 萊維特和達博納(steven levitt & stephen j.dubner)懷著對上述問題的思考，調查并撰寫了《怪誕經濟學》(freakonomics)。

　　他們發現，黑幫與好萊塢光鮮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規律：這些產業都存在一個金字塔形的經濟結構。我們看到的只是少數頂層成功案例。其下充滿了無數的失敗和艱辛。因為人人都夢想并以為可以成為塔尖上的人物，同時，市場鼓吹成功的平等機會，以至于參與經濟游戲的大多數人愿意用“暫時”的觀點看待過程中的艱辛，為想象中的未來承受不斷累積的過程成本。這就是怪誕經濟學所指的“明星體制”，一種贏者通吃，人人以為能贏的經濟游戲。

　　互聯網經濟也屬于怪誕經濟學中的明星體制。業內流傳的“三一規律”不甚科學，但很直白：1%的創意獲得風投的青睞;1%的創業贏得天使投資;1%的投資成長為有希望上市的產業新秀。其余的也許只能在“網絡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個新入者都認為自己是下一個youtube或者是能被“臉書”收購的instagram。成功企業囊括所有的利益，失敗企業的過程成本卻輸出至社會，由社會消化承擔。

　　網絡的負外在性

　　與處在實體產業的柯達相比，instagram這樣的企業大大減少了社會就業機會。這只是它們所帶來的負效應之一。

　　破產之前，柯達有280億美元市值，雇傭了14萬名員工。被臉書10億美元收購之時，instagram只有13名員工。理論上說，失業的人可以經過培訓再就業，社會資源因此得到最優化的配置。實際情況是，網絡技術的電子變化速度遠遠超過下崗“過期”的勞動力大腦的生物更新能力。網絡技術更新帶來社會勞動力結構、能力和需求的巨大變化。其過程中的消化成本(負外在性)完全由社會承擔。長遠看，它也是網絡企業自身無法持續的經濟模式：分流到低級工作崗位的人群消費能力下降;導致實體經濟萎縮，減少廣告需求;網絡企業喪失長期收入來源。

　　目前，成功的互聯網企業并不需要為巨量失敗的企業所造成的“負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負責。它們的個體成本遠遠低于連帶的社會成本。只要負外在性沒有辦法合適地反映在個體企業的成本中，它就造成“市場的失敗”，就需要“看得見的手”來干預。這是根據“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邏輯推斷。

　　決策學者西蒙(herbert simon)說，決策首先是倫理價值判斷，然后才是事實比較評估。互聯網經濟帶來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同樣值得詢問的倫理判斷題是：誰的效率?誰的成本?誰拿走了效率的紅利?誰承擔了社會成本的包袱?

　　柔性綁架

　　只有一個人擁有手機?那沒用。兩個人有手機，網絡的通訊價值便顯現出來了。三個人有，網絡的價值更是幾何級數上升。這就是梅特卡夫的網絡正效應原則(metcalf’s law)。它也解釋了亞馬遜網這樣的企業價值來源的一半。另一半是現代金融體制以“未來收益”的可能性估算網絡企業的價值，并以公共融資的形式兌現。所以，19年來，亞馬遜網沒有真正盈利，但卻有極高的市值。

　　亞馬遜網、谷歌、臉書這類企業的價值不是光靠企業家和員工就能創造的。它們實際來源于每個使用者的參與。網絡的價值是共同創造的，特別包括你我這樣的使用者。我們的每個點擊，網企都拿去向廣告客戶換錢了。我們網上搜索的一舉一動，都被悄悄地收錄進“大數據庫”中，成為網絡擁有者營銷分析的金礦。但對參加價值生產的我們，只落得一個“糖果”獎賞：免費使用網絡服務。規模化后的網絡產生“地租”，它不對等地只屬于網絡擁有者。新技術的魅力往往掩蓋了價值生產與分配過程的不公平。

　　這個不對等性在使用者打算離開的時候就更加明顯：你的資料、歷史和網上互動都無法帶走。換言之，你過去的心力投入都被套牢了。一旦離去，便為沉底成本。如果你花大量心神開了家網店，那就更慘了。實體店你可以轉賣，收獲投資，虛擬店既不能打包帶走，也無法自由買賣。這就是網絡負效應。在《誰擁有未來》中，拉尼爾也稱之為“柔性綁架”。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稱類似的行為造成“勞動的異化”，即自己的活動創造出自己的對立面。網絡負效應反映出消費者/使用者參與網絡價值生產過程的異化。

　　社會在先，經濟在后

　　互聯網帶來的遠不止技術問題。每個技術許諾背后都有一張人文面孔，或哭、或笑。令人擔憂的是，在互聯網企業許諾的技術烏托邦里，人文文化越來越“淺薄”(詳見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有了免費的網上教程卻沒有了未來做教育工作者的機會;有了低價的圖像，攝影師卻少了經濟尊嚴;有了能讀腦電圖的技師，卻沒有人愿意鉆研機器背后的醫術;有了《赫芬頓郵報》這樣的免費觀點，卻失去了《紐約時報》的深度分析。如何平衡社會沖擊與經濟效率?它呼喚新的社會意識和制度規范。

　　即便是強大的谷歌，它也受限于背后的一套函數方程式。無論形式多么花俏，如果由伺服器中的函數來主導人類生活，從排行榜推薦看什么電影到聽什么音樂，那么文明只會越走越窄，直至坍塌，因為選擇越來越同質化，選擇自由度越來越小，就像從韓國整容回來的臉，以為出自一張臉模。若如此，誰能為退化的人文社會埋單?《黑客帝國》既是娛樂電影，也告示技術統治一切的風險。

　　讓技術為人服務，我們首先要認識到它的社會與經濟的二重性。像谷歌、亞馬遜、阿里、騰訊(133.7, 1.90, 1.44%, 實時行情)這樣的網絡企業，在他們發展壯大成為社會生活和制度一部分的過程中，他們的公共產品的屬性也越來越強。如果企業不能對應地調整自己的市場行為，政府監管部門就有當仁不讓的規范責任。從不久前淘寶拒絕微信的事件中，我們真實地感受到檢討互聯網經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冰島大學的環形大道邊(hringbraut) 豎著一塊牌子：“因為地表水系的自然變化，我們不得不改建道路。除了我們之外，附近的鳥類和其他動物也需要借道接近自然水資源”。冰島人明白，交通方便不應該是唯一的價值指標，沒有其他生物可以共存的環境，人可能只有生活，卻沒有生命。我們需要互聯網技術，也熱愛滋養人文價值的其他商業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