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部分學生的口號抗日

　　九一八口號

　　勿忘國恥，警鐘長鳴。

　　理性愛國 抵制日貨

　　勿忘國恥，振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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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毆打勸學生讀書的蔡元培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布：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變旗幟。此舉從形式上宣告了中國統一，在此之前，擔任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便作了《關于青年運動的提案》，蔡元培認為中國已經大體統一，國民政府不再需要依靠學生運動來推進國家統一了，因此學生還是應該潛心學習，所謂“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

　　秉承這種認識，九一八事變后，蔡元培便不贊成學生通過罷課、示威的方式來抗日，“犧牲這么多的光陰與學業，豈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么!”1931年12月13日，蔡元培向上海各大學校長發出一份勸阻學生來南京示威的電報，此舉對學生運動不啻是潑了一瓢冷水。

　　不過，蔡元培的勸阻并未能阻止學生前往南京示威，到12月15日便有數萬學生前往南京示威，當日10時左右，兩千余學生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示威，蔡元培作為北大老校長、大學院院長，自然要同示威學生對話，結果便被打了。

　　據《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一書記載，當時蔡元培“甫發數語，該團學生即將蔡氏拖下毆打”，隨后學生們將蔡元培綁架，“向門外沖出”。《蔡元培年譜》則記載，“由于年事已高，腿腳也有殘疾，蔡老先生被強拉著拖行幾百米，右臂紅腫異常。”

　　蔡元培事后接受采訪時談及自己傷勢：“予頭部受棍擊，似無傷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頗傷及筋絡……”不過蔡元培并未怪罪學生，而是認為自己作為教育工作者，未能教育好學生。

　　主動參軍抗日的學生極少

　　學生除了以罷課、示威的方式進行抗日請愿外，其實很少有人主動參軍走向前線。據齊紅深《流亡：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學生口述》一書對50名東北流亡學生的調查，不少學生并未直接參軍：在日偽政權中任職的有13人，占26%，流亡到“國統區”后讀書和工作的42人，占84%，到達共產黨控制區域后工作、參軍26人，占52%，流亡后返回偽滿洲國上學或抗日的3人，占6%(不少人流亡到過日偽、國統區和共產黨控制區，統計不互相排斥)。

　　從這個調查看，直接參軍抗日者并不是多數。同樣的情形，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后再度出現，據華彬清《1949年之前的南大黨組織》一文記載，1932年1月29日，南京各界五萬人歡送十九路軍開赴前線，當時僅有4名中大學生報名參軍，赴上海抗日，可見參軍人數極其稀少。

　　實際上，不但學生很少去參軍，有些學生團體，雖然打著參軍支援抗日的旗號，但毫無實際行動，比如著名的學生請愿團體“青年援馬團”(支援馬占山抗日之意)，他們抬著棺材從上海出征，卻選擇走路到東北，魯迅先生不無諷刺的寫道：“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如果走到東北，恐怕要三五載，這是哪門子救國抗日的辦法呢?

　　張學良痛斥學生說大話使小錢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選擇不抵抗，使東北三省迅速淪陷，張學良本人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馬君武先生便寫了一首《哀沈陽》諷刺張學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不過馬先生誤會了張學良，當晚張學良是在為東北水災募捐，并非跟胡蝶跳舞(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不過這一首詩傳播甚廣，也激發了當時的愛國熱潮。但晚年張學良卻不以為然，據《張學良口述歷史》記載，張學良晚年曾反問：“可是抗日那事有什么好處?誰拿出力量?空話。誰干什么了?就老百姓拿出力量了嗎?說大話、說漂亮話誰都會說，但是做起來誰做?我問你，有什么幫助?”

　　張學良還講起了張伯苓給他的建議，即建議學生參軍上前線，但學生們不答應，后來提議學生到后面挖戰壕，但學生嫌“挺累的，我不去。”張學良直言“我真是看不起。”

　　即便到了晚年，回憶這段歷史，張學良還是忍不住痛斥學生：“說大話都會說，罵人都會罵，讓你干，你也不干。那有個擔子、挑子，你去拿去，那你怎么不拿?讓你去拿，我也拿不動。哎呀!我已經九十一歲了，這個經驗太大了，我就說啊，說大話使小錢。”

　　結語：

　　學生參軍抗日，其實1943年后才發軔，到1944年才形成高潮，這與蔣介石所提“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密不可分，但若追溯到九一八后，中國的學生并無主動參軍抗日的舉動，甚至不少學生運動還是受各類派系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