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樂家－－－聶耳

　　聶耳，是現代作曲家、我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莫基者、我國國歌的作曲者。 　　聶耳的一生是短暫的，但他給我們留下了不朽的藝術遺產。他生前作有歌曲《義勇軍進行曲》、《開路先鋒》、《大路歌》、《打長江》、《鐵蹄下的歌女》等三十余首。《翠湖春曉》等器樂曲四首。這些作品，有寫煤礦工人、紡織工人、碼頭工人和筑路工人的，有寫農民與旱災作斗爭的，還有以農村姑娘、牧羊女和歌女為題材的，也有寫青年學生、少年兒童、報童生活的。作品通過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內容，揭示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了時代的最強音，對團結人民、鼓舞斗志，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特別是表現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不可戰勝的《義勇軍進行曲》，它的每個音符，每個樂句，仿佛都蘊藏著千鈞之力。這首歌，在風雨如磐的黑夜，象黃鐘大呂激勵億萬群眾，冒著敵人的炮火一往直前；而今，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已響徹祖國大地，激勵著我們歷盡重重艱難險阻，走向繁榮富強！ 　　聶耳四歲時，父親便病故了，家境貧苦，艱難。堅毅的母親，不僅含辛茹苦，承當著全部家務勞動，而且從不放松對兒女的教育。幾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給孩子們講岳飛、《柳蔭記》、《孟姜女》等流傳于民間的故事。母親常常用滇戲或花燈曲牌邊唱邊講。這些低徊哀婉的歌聲，象潺潺小溪一樣注入聶耳幼小的心房。成為他音樂藝術的啟蒙教育。 　　聶耳家附近，有個姓邱的木匠會吹笛子。那悠揚笛聲常常使聶耳入迷，后來，他和邱木匠熟識了，就利用課余時間跟他學吹笛子，不久又學會了拉二胡，彈三弦和月琴。音樂，啟迪了聶耳的智慧，也豐富了他的生活。在學校他被推為“兒童樂隊”的指揮；在家里他和兩個哥哥成立了“家庭小樂隊”。課余或假日，他們常常結伴到西山、金殿等風光秀麗、環境清幽的地方練習合奏，有時，吃過晚飯，他們坐在翠湖堤上，一會兒合奏，一會兒獨奏，一會唱歌，通宵達旦，盡歡而歸。 　　一次，聶耳路過一座廟堂，遇上廟里的樂師們正在演奏“洞經調”。那曲調時而高昂歡快，時而低沉憂傷，穿插其間的打擊樂，節奏明快，動人心弦。洞經調雖是廟堂音樂，但它包含廠不少民間音樂的精華，愛好音樂的聶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離去。忽然，他發現樂師中有個吹笛子的人，是他家過去的老鄰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帶上紙和筆，找到這位吹笛子的樂師，恭恭敬敬地請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將曲譜記錄下來。后來，聶耳在上海創作的器樂曲《翠湖春曉》，其意境有他與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時獲得的神韻，也有這洞經調的“影子”。 　　1927年，聶耳考進了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這所進步學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響，經常參加學校組織的文藝宣傳活動。他不但搞音樂也演話劇。他的處女作《省師附小校歌》，就是這個時候問世的。這支歌曲雄壯有力，富有朝氣，已顯露出他的才華。也就在這個時期，他開始接觸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練琴。 　　1927年，大革命剛剛失敗，革命處于低潮時期。他不顧反動派的迫害，積極參加我黨領導的青年讀書會和音樂、戲劇的演出，參與散發傳單等秘密活動，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團組織。 　　1930年夏，十九歲的聶耳在省立第一師范畢業了。正當他要走上工作崗位時，意外的事發生了，由于聶耳參與進步學生活動，被叛徒告密，當局下令要逮捕他。當時，他三哥聶敘倫剛從日本回來，準備去上海工作。為了躲避反動當局的迫害，他三哥將計就計，讓弟弟頂自己的名，連夜離開昆明去上海。 　　到上海后，經朋友介紹，聶耳進了一家名叫“云豐中莊”小商號當伙計。這家小商號只供食宿，不給工資。在那里，聶耳每天勞動長達十小時以上。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他仍然每天堅持學英語、日語，練習小提琴。 　　1931年4月，聶耳以刻苦自學的成績和多方向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劇團”。從此，正式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 　　聶耳進入“明月歌舞劇社”，如魚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每天練琴堅持在六個小時以上，專心致志，毫不旁顧。功夫不負有心人，不到三個月，他就成了樂隊的主要小提琴手，接著，又學習作曲，研究和聲，鉆研民族音樂，并開始了他早期的音樂創作。 　　不久，聶耳離開了“明月歌舞劇社”，到了距離抗日前線較近的北平。在北平，他與左翼戲聯和音聯的同志取得聯系，參加了他們組織的一些活動和演出。他常在群眾性的集會上，演奏《國際歌》，聽眾隨著他的樂聲齊聲合唱。他還到天橋去看貧苦人的各種演唱，細心地傾聽他們的心聲，體驗他們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在這里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有的在賣嗓子，有的在賣武功，這些吼聲，這些真刀實槍的對打聲、鑼鼓聲……這是他們生命的掙扎，這是他們向敵人進攻的沖鋒號。” 　　1932年11月，他從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聯華影業公司一廠、百代唱片公司、聯華影業公司二廠為電影配音和作曲。這一時期，由于他和許多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經常接觸，思想進步更快。上海“蘇聯之友社”成立音樂小組后，他和任光、張曙等積極參加了音樂小組的活動。后來，他又和任光發起成立了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 　　1933年初，聶耳由田漢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不僅獲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藝木才華也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他一生中的創作，絕大部分都是在1933一1935年之間完成的，這期間，正是民族危機極為嚴重的時期，也是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人民實行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最瘋狂的時候。聶耳始終站在斗爭的前列，在他創作的歌曲中，表達了人民的呼聲、民族的怒吼。 　　1934年是聶耳創作最旺盛的一年。這年，他為田漢的歌劇《揚子江的暴風雨》創作了《打磚歌》、《打樁歌》、《碼頭工人歌》、《前進歌》，并擔任導演和主演；為電影《桃李劫》譜寫了主題歌《畢業歌》；為電影《大路》譜寫了主題歌《大路歌》和插曲《開路先鋒》；為電影《新女性》譜寫了主題歌《新女性》；為電影《飛花村》譜寫了主題歌《飛花歌》；還創作了兒童歌曲《賣報歌》等。1935年，為話劇《回春之曲》譜寫了《梅娘曲》，又為電影《逃亡》作主題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還創作了《采菱歌》、《打長江》等歌曲。短短的兩年多時間里，他創作出了三十余首充滿戰斗激情和富于勞動人民感情的歌曲。 　　聶耳的創作之所以能夠深刻地反映現實，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深入人民的斗爭生活；和群眾同命運、共呼吸，從十五、六歲起，他一直滿腔熱悄地投入到現實斗爭之中，對人民大眾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有著比較深刻的體驗和了解。但每當進行創作時，他又不滿足于自己已有的生活積累，而要根據創作的具體內容，一次又一次地到群眾中間，去體驗和熟悉生活。寫《新女性》這首歌時，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風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個多鐘頭趕到滬西紗廠，觀察和了解女工們的生活和思想。為了寫《碼頭工人歌》，他經常到黃浦江邊的碼頭，觀察和廠了解搬運工人的勞動情景，傾聽他們的苦難呼聲，認真記錄下勞動號子的節奏和音調，然后把它運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聶耳努力在生活實踐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力求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生活，由表及里地認識生活的本質和歷史發展的方向，從而，使他的作品能那樣生動地刻畫出各個階層不同人物的典型情緒和典型性格。 　　聶耳對創作從來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的。歌曲《開路先鋒》的歌詞開頭有三個“轟”字，轟字后面緊跟著有幾聲笑聲。歌詞作者孫師毅告訴聶耳，他的創作意圖是：三個“轟”字是想表現要轟倒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笑聲表現出一種革命的樂觀主義情懷，聶耳為了寫好這個進行曲，體會詞作者意圖，反復進行構思。一天，聶耳整夜在房間里大步走來走去，用各種不同的哈哈大笑聲，來進行比較選擇，住在他樓下的房東，以為他發了神經病，第二天就攆他搬了家。 　　聶耳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的音樂創作，以嶄新的內容和創新的形式，鮮明生動地塑造了作為歷史推動者的工農群眾的戰斗形象，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對人民的奴役和壓榨，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斗志。 　　聶耳在藝術上的創新，是立足于民族音樂優秀傳統（包括五四的現實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同時又與批判地吸收外國音樂的創作經驗相結合，因而具有新的氣質，但又不脫離民族音樂的傳統，真正做到革命內容和民族形式的完美結合。 　　聶耳在藝術上的成就，是同他努力提高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刻苦鉆研藝術技巧分不開的，理論修養的提高，使他確立了正確的創作思想；刻苦鉆研藝術技巧，又使他獲取創造性地運用音樂手段的自由。他第一次塑造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形象，為無產階級革命音樂開辟了道路。 　　在聶耳的作品中，看個到個人的感傷、頹喪、憂郁和失望，只有充滿著對敵人的無比憤怒和對人民的深摯的愛。即使是象《鐵蹄下的歌女》這樣描寫歌女“被鞭撻得遍體鱗傷”的歌，也仍然是悲傷而不絕望。 　　聶耳反對文藝脫離生活，脫離人民，“為藝術而藝術”。1932年7月13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筆名寫了一篇《中國歌舞短論》發表在《電影藝術》第一卷第三期上，《電影藝術》是上海左翼劇聯主持的一份電影理論刊物，聶耳所寫的“短論”，雖然只有幾百字，但內容豐富，論據精辟，辭鋒犀利，擊中要害。他揭露了當時中國歌舞“鼻祖”率領下的一班紅男綠女，打著“藝術”與“教育”的幌子，實際上賣弄“香艷肉感、熱情流露”的“軟功夫”，其社會效果是“被麻醉的青年兒童，無數！無數！”聶耳批評《芭蕉葉上詩》這樣庸俗低下的歌舞，“簡直不成東西……當中所加的對話，更是亂七八糟。”他不顧黎錦暉是當時青樂界的權威、自己的頂頭上司，尖銳指出：“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真槍的硬功夫！”“今后的歌舞，若果仍是為歌舞而歌舞，那末，根本莫想踏上藝術之途！”、“親愛的創辦歌舞的鼻祖喲！你不要以為你有反封建意識便以為滿足！你不聽見在這地球上，有著無窮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圍吶喊，狂呼；你要向那群眾深入，在這里面，你將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喂！努力！那條才是時代的大路！”黎錦暉以后曾說過，聶耳“對我個人曾貢獻過許多寶貴的意見，我深為感動，……我醞成了火災（指我作的流行曲泛濫不可收拾）……他對我熱情善意的勸勉，終于使我結束了壞歌曲的寫作。” 　　中國另一位杰出的人民音樂家洗星海曾寫道：“聶耳的創作精神和不斷的努力是中國一般青年音樂家中我最佩服的一個……我被他的大眾歌聲所感動。他給我們力量，他給我們鼓勵、希望。”中國許許多多后來的優秀音樂家、藝術家，是沿著聶耳的道路前進的。 　　聶耳不幸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鵠沼海濱溺水逝世，當時留日學生和華僑召開緊急會議，公推聶耳生前好友張天虛趕赴現場收殮，并在當地火化，負責將骨灰送回祖國。1936年，張大虛幾經輾轉，將骨灰送回上海。1937年8月，由聶耳胞兄聶敘倫接回家鄉，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曉山麓華亭寺附近的山坡上。墓前豎有徐嘉瑞撰“劃時代的音樂家聶耳之墓”的石碑。1954年聶耳墓重修時，郭沫若手書“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刻石樹碑，以代徐碑。舊墓地，雖周圍景色佳秀，但比較狹窄，春城人民一再要求重建聶耳墓。1980年5月，在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的關懷下，聶耳骨灰遷葬個西山太華寺與三清閣之間的新建墓地。這里地勢寬敞，層林疊翠，是聶耳生前喜愛的地方。 　　聶耳新墓地設計新穎別致，整個墓臺象一把琴，顯示了墓地長眠的是一位握琴為人民歌唱的人；墓前有二十四級臺階，象征聶耳終年二十四歲；臺前砌有七個二尺見方的花壇，寓意歌譜的七個音符。石碑豎立在墓臺琴盤的正中央，石碑正面鐫刻著郭沫若的手書“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九個大字，背面是郭老撰寫贊譽聶耳的墓志銘，全文是：“聶耳同志，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間其聲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壯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鵠的。聶耳乎，巍巍然其與國族并壽而永垂不朽乎！”（鐫刻的碑文原無標點）。基臺的最后面，還豎著一座由七塊烏亮的大理石拼成的墓碑。上書“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九個白色大字，莊嚴而肅穆。 　　每年2月和7月，在聶耳誕辰和逝世的日子里，前來拜謁的人們，把一束束鮮花獻在墓前，呼喚著他的名字，詠唱著他生前譜寫的歌，久久不愿離去。 　　大海奪去了聶耳年輕的生命，但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他的歌，將世世代代傳唱下去，激勵人們去建設和斗爭！ 　　在聶耳“終焉之地”藤澤市，各界友好人士為了紀念這位中國的人民音樂家，表達日中兩國人民的情誼，1949年11月，在藤澤市市長葉山峻的雙親倡議和該市各界人民、華僑的積極參加下，開始了建立聶耳紀念碑的募捐、籌備運動。葉山峻市長的父親葉山義三郎、母親葉山冬子，在生前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主張日中友好。 　　經過日本朋友的努力，1954年11月1日，紀念碑建成完工。不幸的是，在1956年第二十七號臺風襲擊下，這座建在海濱的紀念碑流失了。 　　強臺風損毀了紀念碑，但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誼和日本人民對聶耳的懷念，是什么力量也破壞不了的。1963年6月1日，又成立了以藤澤市原議會議長山倉吉為會長、葉山峻為事務局長的聶耳紀念碑保存會，開始重建聶耳紀念碑，并于1965年建成。 　　耳形的聶耳紀念碑坐落在引地川流入太平洋的鵠沼海濱。原紀念碑為銅碑，重建時改用花崗巖雕成，平放的耳形紀念碑，襯以長方形的大墓座，在陽光照耀下顯得格外晶瑩、明凈。紀念碑四周，綠草如茵，繁花簇錦，猶如聶耳安詳地靜臥在花草叢中，側耳傾聽著大海的陣陣濤聲。紀念碑人口處右側，立著一塊黑色花崗巖石碑，上面鐫刻著“聶耳終焉之地”六個筆力道遒，蘊意雋永的大字，是郭沫若1965年7月17日親筆題寫的。左側立著一塊刻有介紹聶耳生平事跡的石碑，碑文字體秀美而富有功力，刻工十分精細，是由日本著名戲劇家秋田雨雀先生撰文，著名書法家豐道春海先生手書的，秋田是聶耳在日本結識的不少朋友之一，他在碑文中寫道：“聶耳在暫短的二十幾年生涯中，歌唱中國人民的勞動，留下了大路歌、碼頭工人歌等大作，現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是他作的曲。聽吧，聶耳為亞洲解放的吼聲至今仍回響在我們的耳際！” 　　每年7月17日這一天，聶耳紀念碑保存會、湘南日中友好協會和藤澤市各界朋友、華僑，都在這里舉行紀念活動。保存會印制了聶耳紀念帖，帖中有聶耳的照片、簡歷。國歌曲譜、郭沫若的題詞，由秋田雨雀撰文，豐道春海書寫的碑文，還有葉山峻寫的紀念文章《聶耳與我》。保存會還特別制了銀白色的聶耳紀念章，以示愛戴。懷念聶耳之心，體現了日中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