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青年節論文（精選3篇）

關于青年節論文 篇1

　　一、引言

　　關于設計學科(建筑、景觀設計、城市規劃)的現代化問題，建筑學方面的討論已經有不少了。但在景觀或者說風景園林方面的，還遠遠沒有引起重視。也難怪，生在今日的中國，做一名景觀設計師是幸運又痛苦的：幸運的是，我們可以有以往幾代人都沒有的實踐機會：痛苦的是，這個時代的變化是如此的劇烈，在混亂的學科定位面前，在如過江之鯽的流派、風格。理論面前，我們又很難把握。思考的高度、時間和深度都局限著理論的總結。但筆者深信，立足本土，擴大視野，站在歷史與社會發展的高度進行反思，有助于我們把握時代的脈搏和潮流，早日實現設計學科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五四”開始，之后，華夏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20世紀一切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五四”精神，關于新的文化、新的語言、關于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永遠值得追懷。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現代化的目標只在白話文里得到最完全的體現，我們的小說，我們的散文，我們的詩歌是最早實現現代化的模范。

　　以“五四”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運動，它起初試圖通過中國的現代化來實現民族獨立，個人個性的解放和社會的公平。廣義上講，是一場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革命，倡導全方位的現代化。80多年前的20世紀一二十年代，中國的設計學還在痛苦的草創之中，在現代建筑被動輸入的情況下，一切還處于一片蒙昧。只是在“五四”這“鐵屋中的吶喊”過后，中國現代設計的先驅者們才浮出水面，不能說他們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但時間的陰差陽錯、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使他們選擇丁多種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繼承傳統建筑，一些人探索中國的現代建筑，還有一些人則開創性地整理和保護中國的傳統建筑文化遺產。無疑這些工作都是當時迫切需要進行的，正是先輩們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設計學科的成就和發展。

　　85年過去了，從新文化運動的宏偉目標來看，就我們所關心的設計學科成就巨大，但也應有更多的期待。特別是中國園林，幾乎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而成為封建帝王和士大夫文化及精神的最后避難所(在此申明，決不是要砸爛這些園林，珍惜和保護文化遺產本身是現代設計學的重要精神)。有理由相信，真正實現全面“文藝復興”機會是在當代中國，而在設計學中尤其如此。

　　二、設計學科的大視野，當代中國面臨的兩大危機：民族身份與人地關系

　　傳統上，設計行業是不喜歡有人談時代背景、談理論的。我們習慣的是一上來就畫，就展示一點徒手能力，“一張白紙，可以畫最美好的圖畫”，但面對中國這樣一張飽經滄桑的紙張，我們僅僅有一點工程師的知識、有一點美術功底恐怕是不夠的。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陳占祥先生提出不要讓建筑師變成描圖機器，是呼吁回到設計學科本身的話，在設計人員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種大的。不局限于設計學科本身的視野。

　　那么，對于設計學科來說，這樣的大視野是什么?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處的時。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首要的認識是中國是正處在一個邊緣上的大國，在傳統與現代化的邊緣，在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邊緣，正是一個蓬勃發展而又充滿危機的時代。“危機”二字在中文中意味著危險與機遇同在。沒有危機意識就不可能有復興。處在這樣的中國、在這樣劇烈變化的邊緣中，如果不是愚昧無知的話，看不見前景和機會無疑是悲觀主義的，而裝著看不見危險則顯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機”與復興的關系，有一種說法認為，世界上曾經有兩大文藝復興，一個是歐洲的原本意義上的文藝復興(1350-1600)，來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內的危機和恐懼，它促使人類擺脫了宗教的蒙昧，開始走向科學理性與人性的時代，最終成為工業革命和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第二大類似意義上的“文藝復興”是在20世紀初的美國，來自與歐洲獨裁主義者的戰爭、冷戰和核武器的恐懼和危機，從而有了現代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將人的創造力與創業精神體現到了極致，是信息時代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就“五四”和與之幾成同義詞的新文化運動而言，當年中國知識界的危機意識是根本的基礎。可以說文化的落后、社會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國家的羸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機意識。

　　與當年相比、當代中國也面臨兩大危機，認識這兩大危機足以產生具有世界意義的第二次文藝復興，真正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而設計學的領導和推動作用是其它學科和文化領域所不能替代的。

　　1.第一大危機：中華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危機

　　所謂民族身份或文化認同(Identity)即是梁啟超所謂的“以界他國而自立于大地”的個性和特性。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identity被視同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社會角色和身份。從政治學上講，它是形成國家，建立國家和現代化、民主政治過程的政冶資源，體現在國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作為現象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觀與人文地理學中的含義是一個地方有別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對場所精神的適應，即認定自己屬于某一地方，這個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現象所構成，是一個環境的總體。通過認同該地方，人類擁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與更大的世界相聯系，并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說景觀是讓會意識形態的體現和符號的話，那么，我們有理由說景觀是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證。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而在當今中國尤其令人擔憂。在220xx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們可以說中國有一種鮮明的民族身份，或者說不存在文化認同問題，傳統中華民族5020xx年了，人家都認同這個民族，黃種人，黃皮膚、認同于我們的祖先黃帝、地理空間上，我們認同于“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的整體環境：無論夷夏，我們認同于華夏文化，這個民族的身份鮮明地表現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統下，我們認同于康熙乾隆，認同于唐太宗，甚至認同于秦始皇，我們的身份證便是帝王們的紫禁城甚至于他們揮霍民脂民膏建沒的離宮別苑、士大夫們的山水園林，無數同胞血汗構筑的長城，無數勞役開鑿的大運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國，這種民族身份是很鮮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會把中國人稱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漢人，正因為認同了一種獨特的民族特征，獨特的建筑和獨特的文化，翻開到20xx年為止的世界遺產目錄，被認為代表中國的世界遺產有29項，除了其中的4項為自然遺產外，絕大多數是封建帝王、士大夫們的宮苑和死后的墳墓及其為維護其統冶的宗教廟宇建筑和軍事設施。我們當然要珍惜歷史遺產，保護和善待它們是文明程度的標志。但現代中國人，準道還要繼續這種古典的認同嗎?我們當代的文化認同是什么呢?用什么來作為現代中國人的身份證? 綜觀近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可以看出中華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危機的發生有其歷史性，是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開始就有了。文化認同的危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晨重要的動因。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得洋務派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勝利和軍閥混戰、民生凋敞的事實反差，使得“五四”先賢們意識到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使得他們從“器”與“技”的局部思考轉而向海外尋求民族解放和中國現代化的思想文化資源，因此在極端的情況下，“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標志性口號，以至于一些學者對于“五四”徹底顛覆傳統文化長期以來耿耿于懷。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高高飄揚的旗幟。

　　時代發展列今天，在封閉多年打開國門之后，西方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落差再—次凸顯在中國知識界面前，加之市場經濟的沖擊，文化認同的危機，包括對新的由“五四”和建國以來形成的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危機，在知識界再次發生。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新國學熱”、“后現代熱”、“新市民文化熱”以及各種知識分子話題的討論，多少都表現了尋找文化認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

　　與此同時，作為民族身份證的中國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臨著多方面的危機，包括欣欣向榮的建筑市場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設高潮中對傳統文化的大破壞、全球化對地域文化的撞擊等。這種建筑文化危機正是又一次文化認同危機的結果，城市景觀建設中的貪大求洋、歐陸風的興起無不是這種危機的表現。

　　如果說殖民建筑，“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式的公園以及對傳統中國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時代第一次文化認同危機在設計學領域的反映的話，“城市化妝運動”正是當代第二次文化認同危機給城市景觀建設帶來的惡果。當代中國設計師應效力于努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文化的進步.而絕不應讓“城市化妝運動”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擋設計學的現代化，特別是城市和景觀設計領域民主和科學的現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個設計師所應該回答的問題。法國路易寸十四的凡爾賽宮非常宏偉巨大，它跟圓明園是同時代的，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國的紫禁城，是中國封建帝國的經典，同樣令人嘆為觀止;當年希克斯圖氏五世(Sixtus V)和相繼的多位羅馬教皇，通過向信徒們賣“贖罪卷”，營造了一個圣彼得廣場。而我們的教科書一遍又一遍地把它當作寶典，頂禮膜拜。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再到法蘭西帝國和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都曾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形式、甚至同樣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觀，它們如同一個不散的幽靈，最終來到廠中國的城市，成為當代許多中國人主動或被動的認同。幾乎每一個城市至少有一個大廣場，幾乎所有這些廣場的模范就是凡爾賽宮前的廣場和模紋花壇，或是羅馬圣彼德廣場，成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廣場：我們在認同古典歐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認同于古代中國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與此同時，我們也開始認同于所謂“最現代”的建筑和景觀，杰出的例證是國家大劇院，它是法國建筑師在中國首都的“杰作”，它將迫使未來的中國人去認同，另一個例證是中國央視大樓，在傳媒時代央視大樓相當于一個民族最權威的象征，一張不可誤認的民族身份證，這是中國人正在準備要認同的。我本人不試圖從建筑學本身的角度來評論它們，它們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這種建筑的背后，作為接受了這種建筑的人們，實際上是用一種“暴富”的心態來接受一種“帝國”的建筑。當今，任何一個經歷過現代化發展的國家都不可能再蓋這種建筑，因為，它們違背了基本的現代精神——理性，科學與民主。功能服從形式：而是在用10倍、甚至更昂貴的花費，在造一個具有同樣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當代的中國，那些“帝國”建筑師們實現了他們的“帝國”夢想。我似乎重新聽到了百年的美國城市美化運動中建筑師Danid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規劃，因為小規劃沒有激奮人們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規劃，……一旦實現，便永不消亡”：我也回想起英帝國主義建筑師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新德里的宏偉設計被采用時的興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國主義萬歲，專制萬歲。所幸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國真正走向一個理性。科學、民主和平民化時代的進程，“帝國”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預見的。作為當代中國設計師，我們更應深刻領會中央的改革與創新精神，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和文化的進步，而決不應讓“帝國”建筑，遮擋民主和科學道路的前景。

　　邊緣上的中國使我們的文化與民族面臨身份的危機：

　　2.第二大危機：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

　　回憶新文化運動當年的危機，當時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還沒有生態危機，人地關系危機還沒有今天嚴重，廣大的鄉村還被西方人士描寫成“詩情畫意般的”。而我們這個時代又多了一層危機，就是人地關系的危機。

　　20xx年，中國人實現了千年的飛天夢想，神州5號邀游太空，中國人得以親眼看到中國大地的全貌。我則希望這張祖國母親的影像能喚起一個期待復興的民族的憂患意識，那是一幅何等遼闊而又如此枯黃的土地!與她的鄰國相比，她的綠色是何等的稀缺。而如果我們將這影像在某一點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腳樓前，三五位老鄉正用被幾代人使用過的鋤頭，將一株百齡老樟樹，從祖先的墳旁連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葉，從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樹收購商手里接過60元人民幣，眼巴巴地望著拖拉機將那斷廠枝葉的詛先手植樹拉往城里……當它們再次出現在城市景觀大道旁邊或高檔別墅區里時，已身價萬計，而留給土地的不僅僅是那個黃土坑，還有那黃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僅僅是茂密的柱葉，還有包括那棵樹上的喜鵲和地下的蚯蚓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以及那庇護家園的“風水”。這就是所謂的城市美化和綠化，在搞所謂的房地產建設和城市建設，而整個過程中，設計師多半是個幫兇。

　　關于中國高速的城市化進程，許多學者都有論述。據研究，在未來近10多年時間內，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從目前的37%達到65%。同時，伴隨網絡時代的到來，中國大城市的郊區化也已經開始，并日益嚴重，以北京1984年和20xx年的影像對比為例，可以發現城市無節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觀的變化是多么的劇烈和讓人生畏。我們在遠離土地，再看未來北京CBD的電腦模擬圖，和國際大都市的另一位競爭者——上海的電腦模擬圖，它們對紐約與香港的認同程度昭示了未來中國居民的身份和處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國人地關系面臨空前的危機。當代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主要表現為人口負重與土地資源緊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加劇了這一矛盾。

　　高速城市化擴張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區的擴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城，城市景觀的涌現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原來的農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種多樣的土地鑲嵌體都變成了單一的城市建成區。大地景觀正在發生著“五千年未有”之變化，其影響無疑是根本性的。這種變化所帶來的民族生存空間的危機、國土生態安全危機是史無前例的。而尤其不能原諒的是沒有善待土地，在無知與無畏的患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

　　三、續唱新文化運動之歌：白話的墟市與白話的景觀

　　在一個實現廠民族獨立，開始走向國家強盛的時代，面對嚴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關系這兩大危機，繼續新文化運動、重新認識“五四”運動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和反帝反封建，完成日5年前沒有完全實現的文藝復興的使命，對設計學科的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文學革命和白話文，是新文化運動最大的成果。回顧和對照一下當年對文言文的批判，再在當時，由于歷史造成的分離，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早巳脫離昔通民眾，脫離日常生活，僅僅作為一種上層身份的標識存在于正式的通電，文告之中，因此，白話文倡導者們提出要打倒和廢除這些“死文字”、因為“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而許多舊派人士，卻一定要維護文言文這“天下至美”的文字，維護士大夫與“引車賣漿之徒”相區別的一種身份。所以，魯迅曾講，“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樣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當年尖銳地批判到：“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正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找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所以他宣告：“死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要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也許他是偏激了，但他關于白話文的奮力呼喚難道不值得當代中國設計學的聆聽嗎?

　　作為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標志的“五四”運動已經過去85年了，而中國的城市，特別是中國的園林，除了“拆”舊建新外，卻似乎并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真正洗禮，相反，只要認真考察，便不難發現，這種“拆舊建新”恰恰是“五四”運動所要批判的封建大一同。非理性、非科學、非民主的反映。暴發戶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觀成為當今“城市化妝運動”的主角。一向被奉為國粹的封建士大夫園林卻成為中國五千年封建意識形態的最終庇護所，揮之不去的亭臺樓閣、小橋流水、曲徑通幽，與橫行于中國城市的化妝運動相雜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會以古羅馬廢墟和圓明園廢墟的亡靈，生出了一個個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怪胎，這是作者對中國目前城市景觀、城市的建筑、特別是城市景觀建設的危機感，為什么中國設計學、特別是景觀設計會落后呢?簡單的講有以下幾大原因：

　　第一，“五四”之后，從思想文化本身來講，新文化運動沒能繼續走向深層，幾千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形態仍然存在于社會深處。

　　第二，時代的陰差陽錯，很多杰出的設計師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去開展現代景觀設計研究和實踐，而層出不窮的政治動蕩和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批判，最終都使中國設計界在國際現代設計思潮最活躍的時代，失去了參與交流的機會。一部《城記》、生動地反映了那一代杰出設計學家所經歷的可歌可泣的遭遇。

　　第三，改革開放后，在已經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況下，文化認同上的混亂導致了兩種反差極大的設計思潮，一方面是崇洋運動，誤解現代沒計的精神，而把西方設計的形式當作現代，另一方面是國粹運動，所謂奪回古城風貌運動，這兩者實際上都是現代化的敵人。而所有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體現在景觀設計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設計美育上的空白。

　　必須強調的是，白話的建筑，白話的景觀和白話城市，決不等于西方現代設計的形式，而是理性與科學，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陳志華先生說得好，“我們中國，不論在大陸還是中國臺灣，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現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們用民主性和科學性去衡量，它們未必有很高的現代性。這就是說，它們仿廣西方現代建筑的外形，卻并沒有獲得現代建筑的本質。”城市中我們看到很多現代的建筑，甚至我們看到央視大樓、大劇院也是現代形式的，但是它們絕不是現代建筑的本質，它們沒有現代建筑精神，它們只有形式，哪怕是最現代的形式，如同舊傳統和古典的形式一樣，如果沒有現代精神，實際上都只能足封建土大大意識、封建帝王意識以及帝國意識的體現。一百個國家大劇院或一千個央視大樓這樣看似“現代西方”的建筑，一萬條“世紀大道”，十萬個巴洛克式的“市政廣場”和百萬個以展示政績為目的和移植堆積大樹而形成的“中央公園”，都只能使我們的城市和景觀離平民越來越遠，離科學與民主越來越遠，離現代化愈來愈遠，離和諧的人地關系愈來愈遠。因為，它們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識和暴發意識以及古典中國封建士大夫意識的幽靈附體，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觀現代觀的體現。特別是園林，我們還在搖頭晃腦陶醉于我們的國粹園林，當然我決不是置疑它們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但是如果還是用它的原則，用它的理念來造現代中國廣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現，重拾士大夫精神，那顯然是大錯特錯。

　　經過20多年，現代精神日益在中國社會中被領悟，我們終于有了實踐和實現現代設計的土壤，所以說，我們有條件來繼續新文化運動沒能完成的使命，將新文化運動進行到設計領域，呼喚城市和景觀設計的白話運動，來建造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的、日常的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這個“白話文'是什么?簡單地講，就是“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它是對中國面臨的民族身份和入地關系兩大危機的應對：

　　(1)所謂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國人的生活，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從平常和當代生活中找回屬于當代中華民族自己的身份，它的對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中國古典、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西方現代。那些強調形式主義和紀念性的，無病呻吟的城市化妝，是白話和平常景觀的敵人。

　　(2)所謂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適應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過程：回到完全意義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經濟或其 他意義上的土地。重新認識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類的棲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學地解讀和規劃設計的生命系統、土地是充滿意味的符號、土地是人人所以為之歸屬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關系的和諧。

　　四、結語

　　早在40多年前，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兩個學生就發出了《我們要現代建筑》的呼吁，可惜時代的錯誤卻讓他們懷壁其罪。幾十年過去了，歷史已經還他們以公正，“能夠表達我們時代的建筑”曾是他們的出發點，景觀何嘗又不是如此呢?能夠表達我們時代的景觀，提倡城市景觀的“白話文”，回到人性與公民性，回到土地與地方性，讓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態化，正是科學與理性，自由與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真正體現，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適宜技術的景觀，正是尊重和適應土地及土地上過程的設計，構成城市景觀的“白話文”，也是景觀和城市特色的源泉。設計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無疑是中國現代設技學，特別是景觀設計學所面臨的艱巨而令人激動的任務。

　　最后，作為結論，我們可以說，一個設計是否是現代的、或者是否具有創新意義的，在當代中國的最終評價標準就看它在面對中國當代兩大危機面前是否經得起檢驗，即它能否彰顯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和能否改善當代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

關于青年節論文 篇2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說道:“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間屋子”象征寫作環境。五四運動既是一場社會政治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思想領域的啟蒙運動為女性創作提供了“一間屋子”。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第一代女作家應運而生,如陳衡哲、謝冰心、廬隱、石評梅、馮沅君、凌叔華和蘇雪林等。

　　這些女作家對女性自身的問題表現出了高度關注,正如楊義所說:“婦女題材是她們心靈世界的聚光點。陳衡哲的小說集《小雨點》(她只有一個小說集)共十篇小說,有六篇是寫婦女的。冰心的小說接觸面較廣,但她寫得最好、影響最大的還是婦女題材的小說……廬隱的小說寫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華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說幾乎全寫婦女。石評梅的作品,現在看到十幾篇,有九篇是寫女性的。馮沅君的三個小說集,除《劫灰》中有一兩篇不是純粹寫婦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寫新舊女性的生活和命運為主”。[2]本文將深入五四女性文學文本中,對其中的女性意識進行分析。

　　一.對舊家庭制度壓抑女性的抗議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通過對舊家庭觀的的猛烈攻擊,舊家庭制度在理論層面上雖已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但在實踐層面上卻仍然巋然不動,依舊延續著對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別是對于中下層女性,尤其如此。在蘇雪林的自傳體小說《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親便是舊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寫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終日與媳婦廝守在一起,舊式婦女,多不讀書,不明大義,氣量又比男性天然來得仄狹、自私、瑣碎、喜于猜忌,她對于一個媳婦,若感覺不滿意,磨折起來,那簡直是附骨之疽,療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兩腳一蹬,那做媳婦的才有出頭之日……醒秋的母親,便是這種不良家庭制度下犧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歲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現在‘大衍之慶’的年齡止,始終是她婆婆跟前一個沒有寫過賣身契的奴隸,沒有半點享受,沒有半點自由。”[3]由上可見,醒秋的母親便是大家庭結構和家長專制的犧牲品。醒秋對母親的深情里飽醮著同情,這種感情貫穿著她人生的重大選擇。作為引領時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艱難的求學既是為理想的圓滿,又是為改善母親的生活狀態,“那時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學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務,每月有一二百元的進款……便將母親從鄉下接出來,住在上海,雇個細心女仆伺候她。”作者將小說命名為“棘心”,是取《詩經·凱風》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勞”之義。她以舊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態欲廢去包辦婚姻,但預料到這一舉動將使母親代受其“過”的結局,“不過祖母的咕噥,叫母親怎受得下?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對于這個飽受新思潮影響、滿腦子充塞革命觀念的醒秋,固毫無辦法,對于那多年絕對服從她的媳婦,則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過她的關系壓迫孫女的”。為了母親,醒秋放棄了毀婚的念頭,她感到:“我終不能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親!”[3]由此可推斷,若不是對母親的同情與愛憐,醒秋可能會選擇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個時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運。作者在這里所要表達的,不僅是醒秋對母親的敬愛之情,也是對那些在舊家庭里忍辱負重的所有女性的關懷與同情,以及對舊家庭制度的強烈不滿。

　　石評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講述了“我”回家省親的一段見聞。“我”沉浸在“穆靜慈愛的環境”中,突然隔壁傳來一陣女人“慘呼哀泣”的聲音,打聽得知是董二在母親的慫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給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婦,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誰都惹不起她;耍牌輸了回來,就要找媳婦的氣生。董二又是一個胡涂人;聽上他娘的話就拼命的打媳婦”。[4]“我”熱衷于女性解放運動,欲勸說董二娘,因家人曾經嘗試此法,反遭誣陷,故叫“我”放棄了努力。過幾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這事使“我”震驚:“‘十年媳婦熬成婆’,大概他們覺的女人本來不值錢,女人而給人做媳婦,更是命該倒霉受苦的!因之他們毫不干涉,看著這殘忍野狠的人們猖狂,看著這可憐微小的人們呻吟!是環境造成了這個習慣,這習慣又養了這個狠心。”家長專制和夫權統治仍像繩索一樣牢牢地套在廣大女性的頸脖上,一個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圍人“視若罔睹”、“聽若罔聞”,“董二嫂死了!不過像人們無意中踐踏了的螞蟻,董二仍然要娶媳婦,董二娘依盡要當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舊。”[4]在既存的性別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國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對新舊交替時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人們是帶著舊的社會關系去迎接新的觀念。許多男性此前因襲傳統習慣,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學或工作期間,感受新思潮的影響,又不滿于既有的婚姻,渴慕與新女性自由戀愛,于是就釀出了一幕幕為另尋新歡而休妻棄子的悲慘故事。女性小說在謳歌自由戀愛、反對沒有愛情的婚姻時,也對那些被拋棄的女性寄予了關懷與同情。

　　石評梅在《棄婦》中,講述了表嫂被棄的故事。表哥家是一個專制的舊家庭,表哥結婚后到上海讀大學,愛上一個女學生,于是要求與表嫂離婚,并寫信向“我”解釋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責備表哥,“表哥也太不對,他不會為這可憐舊式環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覺著自己的妻不如外邊的時髦女學生,又會跳舞,又會彈琴,又會應酬,又有名譽,又有學問的好。”[4]

　　在石評梅的另一篇小說《林楠的日記》里,“我”——林楠在家養老撫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倆恩愛情深,“我”日夜盼望著琳的歸來。他終于歸來了,可是這次態度冷漠,舉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鐵,從前那樣溫柔深愛的琳,近在咫尺遠若天涯。”原來他愛上了女大學生錢頤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沒有偉大的力量,滅熄我心底的悲憤之火。但是琳有個力量逼迫他,離開我,遺棄我,令我的生命沉落。這種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個最痛苦最可憐的婦人。”[4]“我”成為棄婦,“維系我幸福的鏈子斷了,我將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這兩篇小說中,集中表達了對棄婦的同情。棄婦作為新舊交替時期的特殊群體,承受著新舊兩種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們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過為媳、為妻、為母來實現價值,充當了舊時代的犧牲品;另一方面,她們又被新女性所排擠,成為新時代的棄婦。時代的前進已不容她們躲進傳統觀念和生活中尋求庇護,而現代觀念和生活方式又將她們拋離,新舊文化的雙重壓迫造就了她們可悲的命運,在被棄后找不到生命的支點。但她們在現實中的被棄并沒有導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棄,女作家們以敏銳的眼光和自覺的女性意識關注這一社會現象,同情之余為她們立言,為她們吶喊,為她們尋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勸林楠道:“時代已經變了,而且你也是師范畢業的學生,受過相當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個屈伏在如此家庭中過這樣的痛苦的日子。”[4]順應時代,迎趕時代,才是棄婦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群體意識的覺醒

　　此時期的女性作品中還表現出了女性群體意識的覺醒。在廬隱的小說《秦教授的失敗》中,秦教授的母親,一個飽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詰問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們男人是王,我們作女人的應當永沉地獄,對不對?”“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讓她受這種齷齪氣嗎?”[5]以全體女性的名義大膽地向傳統性別觀念、多妻制度宣戰。凌叔華在小說《女兒身世太凄涼》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感慨,“中國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沒有法律實地保護,女子已經叫男人當作玩物看待幾千年了”。[6]這些女性都是舊制度和觀念的犧牲品,都有著悲苦的命運,但她們并不哀嘆自己的不幸,也不譴責某一個給她們帶來不幸的男人,而是著眼于女性全體,質疑性別觀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們已具備了女性群體意識。更重要的是,她們還萌發了以女性群體的抱團合力來改變女性處境的愿望。在廬隱的小說《藍田的懺悔錄》中,藍田說:“我如果能與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婦女們開個新紀元,那么我懺悔以前的,同時我將要奮斗未來的。”[5]這說明女性已從沉夢中醒來,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識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條件。五四女性小說中凸顯出的女性意識,既反映了少數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識,也激發和喚醒了女性群體的女性意識的復蘇,在中國女性主義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于青年節論文 篇3

　　五四運動后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開始成為中國先進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它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從陳獨秀等創辦的《新青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民主的對立物是專制，科學的對立物是愚昧和迷信，這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的惡果。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新青年》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其尖銳徹底的程度、所向無前的氣勢，遠遠超過辛亥革命時期，更不用說以前了，確實起到了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它帶來思想的解放，為人們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準備。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鼓吹以個人為中心的“獨立人格”和“個性解放”，著眼點主要是個人權利，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它不能從根本上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劇本《娜拉》在中國有很大影響，寫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離家出走，被贊揚為“女性的自覺”。魯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說：“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只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

　　的確，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是那樣黑暗，舊的社會不改造，個人再努力也沒有前途可言。離開社會的改造，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連生存也難以得到保障，更談不上有什么個性解放和個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領域里談來談去，仍只會流于空談，不可能使中國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由于社會條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樣，但它是不夠的，需要繼續前進。于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時間，對于現實社會應該怎么改造、要建設的新社會是怎樣的、中國的真正出路在哪里這些問題，人們并不很清楚。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們眼前展開了一個新的天地，讓人們看到了一種活生生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為什么會引起中國人那樣大的關注?原因就在于中國社會內部有這種需要，它給了正在苦苦思索問題的先進分子們一個全新的答案。作為先驅者的李大釗所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便是中國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當然，當時有這樣認識的人還不多。

　　經過五四運動，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人們處于異常激動和興奮的狀態。經過這樣一場急風暴雨的沖刷后，下一步該怎么辦?中國的出路在哪里?在運動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們從過去寧靜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驚醒過來，投身到火熱的集體生活中。當運動逐漸平伏下來時，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來習慣的生活軌道上去，而一部分先進分子轉向更深層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結成社會主義團體。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在北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地是北京大學。初，由李大釗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學生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上海，陳獨秀和一批留日學生等同年5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馬克思主義成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全國已有相當數量的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不是拋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而是在民主和科學的大旗下繼續奮斗，并且賦予它們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內容，正如它不是抹殺個性而是把個性解放和社會改造這個大目標融合在一起一樣。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是工人和農民，如果不到他們中間去，不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和關心的問題，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對民主的議論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數人的民主，談不上真正廣泛的人民民主。科學，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實際，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既不應當為僵化的教條所束縛，也不是單靠學院式的推理就能解決問題，必須深深地扎根于中國社會的土壤中，腳踏實地地找到推進中國社會變革和進步的辦法。這自然比只在書房或會議室高談闊論要艱苦得多。可以說，經過五四運動以后，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實際了。

　　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民主和科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同時他們又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

　　這是一個新的起點。社會主義新中國正是從這時開始，經過全國人民30多年的奮斗，一步一步實現的。今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正朝著奮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闊步前進。

　　在講話中深刻闡述了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功績。他指出，9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并使社會主義思想成為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五四運動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五四精神，成為激勵全體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的寶貴精神財富。

　　指出，五四運動以來90年的歷史昭示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是推動我國各項事業不斷前進的根本保證;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推動我國各項事業不斷前進的強大動力;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唯一正確的選擇;青年始終是我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生氣的力量，是祖國和民族的未來，是我們事業興旺發達的希望。

　　強調，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離不開青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代青年要進一步弘揚五四精神，按照提出的要求，把愛國主義作為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把勤奮學習作為人生進步的重要階梯，把深入實踐作為成長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獻社會作為不懈追求的優良品德，努力成為理想遠大、信念堅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頑強的新一代，視野開闊、知識豐富的新一代，開拓進取、艱苦創業的新一代，切實肩負起時代賦予的光榮使命。希望當代青年自覺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努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投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實踐，努力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忠實執行者;勤奮刻苦學習，努力成為黨和國家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勇于開拓創新，努力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積極推動者;注重道德修養，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模范踐行者，不斷譜寫無愧于前輩、無愧于時代的更加輝煌的篇章。

　　當代青年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對五四先驅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以執著的信念、優良的品德、豐富的知識、過硬的本領，勇敢地擔負起歷史重任，同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奮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讓偉大的五四精神在振興中華新的實踐中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