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節的黑板報
五四，紀念火紅的青春
1918年11月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中國打算作為戰勝國之一，收回被德國占領的土地。但日本代表團卻在和會上提出了極其荒謬的無理要求，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特權，均將無條件歸日本所有，日本這樣做自然有日本的理由。段祺瑞上臺后的1918年9月，段祺瑞派駐日公使張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換了《山東問題的秘密換文》。日本正是以《山東問題的秘密換文》為借口，提出這一系列條件。可沒想到的是，中國代表陸徵祥竟準備簽字認賬。這一賣國行為很快被留日學生披露，并通電全國。北京，濟南等地知道后，一些愛國分子組織示威游行，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會上簽字。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12所學校3000余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巴黎和會的決定;抗議安福系政府共謀，于1918年密允日本留在山東。和平地開始的示威者，后來打了一名親日官員并燒了一個內閣次長的住宅。北京政府發動兵力抓捕了32名青年學生。事后不久又抓捕了陳獨秀。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學生罷學，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徐世昌為此事傷壞了腦筋。接著，至少在其他200個地區爆發了學生動亂。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大約1150名學生勝利的走出監獄。陳獨秀也在被抓捕了98天后釋放。五四運動由于不是事先策劃的，意義更為深遠。五四運動的當天，不僅游行示威，北京學生還沖到了曹公館，打算嚴懲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三個賣國賊。由于沒有抓到曹汝霖，學生們心頭怒氣難平，就放火把曹汝霖家燒了。五四作為一個事件，發生在政治，思想和社會的重要發展已經在進行的時侯，因而它既不是開端也不是頂點，盡管其名稱現在常常被用來概括一個時代。
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人們終于不得不正視這樣一個嚴酷的問題：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古老儒家傳統制度和作為社會，政治統治一體的中國這兩者并都繼續存在，是否是不矛盾。人們選擇后者，實際地就是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選擇民族主義。一旦國家的生存和興旺被確定為首要的目標，民族主義的主題就一直占主導地位。中國歷史這樣波瀾壯闊的一個時期是很可能以這樣的水準，在這樣一個時侯到來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發展程度上，我們也必須認清種種限制。
“五四”運動所占大部分的是學生，其原因是學生所接受的思想不僅僅拘束于儒家傳統思想，還有西方共產主義思想，用到當今中國的現狀似乎很適合。可是20世紀初的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好像并不靈活。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體系在中國傳承了近千年，都想突然轉變成現代共產主義思想。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吧!既然”五四”運動己經爆發，那它爆發也代表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取得了明顯成功。
偉大的五四運動熬愛國運動從此掀開了中國新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中國無產階級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比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更為波瀾的中國國新民主主義的序幕就此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