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觀后感
反觀國父的對手隆裕皇太后（陳沖飾演）和宣統皇帝（蘇晗燁飾演）面對搖搖欲墜的政治危局，既無任何解決問題的對策辦法又無一句凝聚人心的宣傳鼓動。只會坐在御座之上向群臣痛哭流涕，眼睜睜看著政權被推翻，黯然退位。二者相較，高下立判。
二、形式多樣，激蕩人心。
由于時間的限制，《辛亥革命》這部影片僅有100分鐘。為了更好地探索群眾宣傳工作的內在規律，找到新形勢下做好江油群眾宣傳工作的辦法。在國慶期間，我查閱了《中華民國史》③和《文史資料選輯》④中的相關記載。通過查閱這些歷史文獻資料，我發現：在辛亥革命中，以國父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從事群眾宣傳工作除了有“因人而異、量體裁衣”的特點之外，還有幾項特點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國父年輕時口才就很好，逢事“議論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語”。早在香港學醫期間，國父便與革命同志“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來于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國父成為職業革命家后，更是把宣傳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
革命黨中還有許多杰出的演說家。比如：鑒湖女俠秋瑾，“每大會集，必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以撰寫《革命軍》而聞名全國的鄒容“凡遇學生開會，容必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敢罵慈禧的著名學者章太炎先生也是演講高手，他在“蘇報案”出獄后來到日本。他利用革命黨人和留學生集會歡迎的場合，作慷慨激昂的長篇反清演說，令聽者蕩氣回腸，為之感奮，當時天正下雨，聽講者數千人竟“咸植立雨中，無不動容”。
在群眾宣傳工作中，文字宣傳比口頭宣傳有其無可替代的優勢。尤其報刊這種當時新興的傳媒形式，特別為革命黨人所重視。早在1899年，被清廷污蔑為“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先生就奉國父之命在香港籌辦起《中國日報》，該報“宣傳排滿，做革命黨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題目，內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滿思想在內，為一般讀者所愛讀”。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革命報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從內地到港、澳乃至海外（特別是在日本），簡直是鋪天蓋地。據辛亥元老、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馮自由先生在《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一文中的統計，清末各種革命報刊達到110余種。
除報刊外，革命書籍也是革命黨人所常用的宣傳工具。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革命黨人編撰了大量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傳小冊子。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qiú書》這樣學理蘊涵的著述，也有像劉成禺（漢公）的《太平天國戰史》那樣的借古諷今之作，更多的則是直截了當的宣傳反清排滿思想的革命讀物。可以說當時的革命書籍既具有針對不同層面讀者的形式多樣化特點，又有著異曲同工地宣傳革命的統一內容指歸。遍地開花，群芳爭艷。使清廷防不勝防，人心失盡。焦頭難額，無計可施。
三、出奇制勝，妙計百出。
《孫子兵法.軍勢篇》中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备锩h人在從事群眾宣傳工作時，直接宣傳反清排滿思想是最為日常和主要的內容。像由鄒容撰寫的《革命軍》，陳天華所作的《警世鐘》、《猛回頭》等書冊形式的宣傳品，其直言不諱地正面呼號反清反帝、奮起革命，其鼓動力，不啻萬鈞雷霆。但革命黨人并不排斥在群眾宣傳中使用“奇招異術”從側面攻擊清廷，贏得民眾支持。
比如，時任山西同盟會評議部部長的景梅久先生就利用報紙屢施奇招。由于清廷的新聞檢查制度十分嚴苛，他常常正話反說，往往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武昌起義爆發，他撰寫了《鄂亂懷疑篇》一文，明明對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知之已確，深信不疑，文中偏寫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張揚革命之聲勢，但他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說清方還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據長江上流，為南北重鎮，水陸形勢之區，兵備集屯之域也”這樣的言辭報道；明明知道原清軍將領黎元洪并不出名，只是被革命黨人臨時推舉為大都督才勉強參戰指揮，卻故意稱“歐人稱為第一流名將”，如此等等。其實在當時，凡是對時局真相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他筆后的真相。顯然，這與一般的“曲筆”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種“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惡作劇”般的調侃。
再比如：武昌起義爆發初，《國風日報》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廣告及社會新聞外，正面一版全是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號字道：“本報從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結果，這期白報一出，人心更是洶洶不定，都亂猜起來嚷嚷著說：“大概革命軍完全勝利了，清兵大失敗了！各省都響應起來了罷！不然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廷感到如此更為不妙，便又派警察來報館告訴編輯：“除過靠不住的謠言，準你們登載就是。”景梅久等人正中下懷。的確，一張“白版”，給了讀者更大的猜測和想象空間，會衍生出諸多傳聞，加重對清廷不利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擾亂情勢，這自然正是革命黨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謂“此處無字勝有字，此時出奇勝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