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調查報告優秀（精選12篇）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1

　　隨著社會的轉型、社會環境的變化、思想觀念的分化,人們的婚戀觀變得復雜多元,傳統的婚姻家庭受到沖擊。據民政部門相關數據,中國離婚率連續12年攀升,離婚率增幅首次超過了結婚率增幅。離婚案件的高發,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從長沙市天心區法院通過采取隨機抽樣方式對該院轄區20xx、20xx、20xx三年中受理的離婚案件共500件進行調研，基數較大，力求本次調研數據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一、天心區人民法院離婚案件基本情況及特點1受理案件數量

　　本院受理離婚案件數量每年遞增，且增幅較大。20xx年受理離婚案件300件，同比上升8.7%；20xx年333件，同比上升11%；20xx年352件，同比上升5.9%。

　　2、原告年齡分布

　　離婚案件當事人平均年齡逐年降低，婚齡逐年縮短。根據調研數據，離婚案件原告多分布在30歲至45歲之間，占比56%。30歲以下和45歲以上的原告比重相對均衡，均為22%。從年齡結構看，22—35歲人群是離婚主力軍，36—50歲年齡段是婚姻相對平穩期，50歲以上人群離婚率上揚。結婚未滿一年的占15%；結婚1至3年的占12%；結婚3至5年的占31%；結婚5至10年的占33%；結婚10至20年的占7%；結婚20年以上的占2%。

　　3、訴訟主體

　　女性主動提出離婚的比例大。原告的男女比率為39.4：60.6，女性起訴人數超過男性的1.5倍。其中，原告為80后的離婚案件中，女性比重是男性的6倍多。但是，在45歲以上的年齡層，男性起訴的比重反彈，為14.6%，接近女性起訴的兩倍。

　　4、起訴理由

　　起訴理由比較集中，多為性格和經濟方面的原因。因性格不合提起離婚訴訟的案件有201件，因家庭暴力的有47件，因工作生活原因導致長期兩地分居的有35件，因小孩撫養教育觀念不統一的有12件，因被告患有婚前不應結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有9件，因被告有賭博、吸毒、醉酒等惡習且屢教不改的有18件，因婚后未孕導致影響夫妻感情及家庭關系的有7件，因閃婚而導致雙方溝通了解不夠的22件，因家庭瑣事爭吵的有61件，因婚姻外遇的有74件，因被告無收入來源、經濟壓力大的有4件，因被告擅自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有8件，因婆媳關系不和導致夫妻感情不睦的有2件。

　　值得注意的是，因性格不合已經成為原告主張解除婚姻關系的首要原因。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婚姻法》第三十二條中“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的'規定有直接關系，導致在沒有法定解除婚姻的情形的條件下，性格不合成為主張感情確已破裂的主要理由。但是，由于性格不和在詞義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念性，也具有涵蓋其他法定離婚理由的包容性，這導致對性格不和的判斷、衡量缺乏相應的標準，進而造成了司法認定之難。

　　5、一審結案方式

　　一審結案方式主要為判決、調解和撤訴，具體情況為：法院調解離婚106件、調解和好47件、撤訴123件、判決不準予離婚142件、判決離婚79件、駁回起訴3件。

　　4、適用程序

　　離婚案件中大量適用的是簡易程序，占比57.3%。一些離婚案件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尤其是婚姻關系維系時間較短、沒有生育小孩的案件，往往適用簡易程序有利于便利當事人訴訟，早日解決婚姻問題，也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符合訴訟經濟的要求。但是，對于離婚案件不能簡單地一刀切，不能不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單純地為了早日結案而適用簡易程序。特別是，目前離婚案件呈復雜化的趨勢發展，牽涉到財產利益分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家庭暴力、婚外情、賭博、吸毒等離婚理由的認定等，如果草率地適用簡易程序將不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和爭議焦點的辨析。因此，在審理離婚案件中，要科學合理地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采取科學合理的適用程序。

　　二、離婚案件增加的成因及發展態勢

　　1、婚戀觀日趨自由，婚姻的人身依附性趨小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老百姓的經濟能力增強，更敢于追求自我，婚姻自由也成為當下的宣言。追求婚姻自由和期待婚姻能給自己更好的發展平臺成為時下青年男女擇偶的首選。特別是，女性職業化趨勢的明顯加強，婦女地位明顯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已經實現了經濟獨立和自由，改變了以往依靠婚姻維持生活的心理，擺脫了婚姻對人身依附性。同時，在當時下的現代文明時代，社會認識、人們思想觀念迅速轉變，離婚不再遭到社會較低的社會評價，離婚不再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社會開放，人們享有婚姻自主權，“婚前性行為”、“試婚”、“好聚好散”等現象也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越來越開放的婚姻觀也改變了傳統婚姻模式，特別是夫妻財產約定制的流行，個體性被放大，婚姻對夫妻的實際影響越來越小，當事人對婚姻的經濟和人身的依附性也越來越小。當婚姻關系不能滿足自我的需求時，離婚便成為一種解脫的選擇。

　　2、法制意識加強，離婚手續簡化

　　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推進，法律知識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知道并且善于利用法律手段處理問題和維護權益。作為社會的基本關系之一的家庭關系自然也受此影響，當遇到家庭問題和矛盾時，法律手段往往被運用。但是，這導致了一個問題：由于婚姻案件的門檻低、訴訟費用低、起訴便利，原告往往在并沒有窮盡其他救濟手段的情況下即提起訴訟，這會造成部分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新的《婚姻登記條例》頒布實施后，簡化了離婚登記手續，國家不再干預個人的私生活，消除了當事人的諸多顧忌。

　　3、溝通不足，性格不合成為婚姻的最大殺手

　　近年來，閃婚的現象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沒有長期的有效溝通和相互了解的情況下就輕率結婚，到婚后才發現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不一致，導致摩擦不斷、爭吵不休，進而造成閃離的現象頻發。此外，因工作、學習、感情等主客觀原因導致長期分居也容易造成夫妻交流的減少和感情的疏遠，而城市生活的誘惑，以及外在社會監督的弱化，使外出一方對夫或妻的情感有所淡化，對感情基礎本來就薄弱的夫妻而言，這種時間和空間的分隔和情感上的隔閡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會導致婚姻的破裂。

　　3、工作生活壓力大，導致婚姻危機四伏

　　隨著社會的重大變革發展，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和通訊等工具的出現，使得家庭的活動范圍大大擴展，人們的交往頻率、交往范圍大大增大，新鮮事物層出不斷，打破了原有的觀念和舊的道德規范，同時由于人們工作生活壓力的增大，以期尋求刺激來緩解工作生活壓力的人不在少數，一部分人受花花世界的影響，癡迷于不法“娛樂”場所、陷入或“網戀”中，其人生觀、價值觀發生變化，無法抵御物欲的侵蝕，婚姻觀念的轉變給第三者插足提供了條件和機會，便產生婚外情或第三者插足導致婚變。

　　三、妥善審理離婚案件的意見

　　婚姻關系是否和睦融洽直接關系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生活環境，特別是對于正處在人格和性格培養期的子女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生長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發生犯罪和焦慮、抑郁、敵對、報復等心理障礙問題。因此，法院應該從維護家庭和諧穩定的角度出發審慎處理離婚案件，切實維護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同時，婦女作為婚姻中相對弱勢的一方，在審判中應根據案件事實和具體情況予以相應的照顧，維護婦女合法權益。

　　1、重視調解職能，慎重判決準予離婚

　　《婚姻法》第三十二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在推崇“以和為貴”傳統美德的當今社會，調解是一種有效且能兼顧雙方利益的糾紛解決方式。同時，調解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在審判離婚案件中更應當認真貫徹落實“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將調解工作貫穿于離婚訴訟全過程，庭前組織調解、庭中著力調解、庭后不放棄調解，努力窮盡各種調解方式方法，多做夫妻雙方的教育疏導工作，不宜過快判決不準予離婚或未經有效調解既逕行判離。對尚有和好希望與可能的婚姻，要盡量調解和好，避免因為訴訟的激烈對抗而加深夫妻間的感情裂痕。對于難以達成調節的，要正確把握離與不離的尺度，若無確實充分的證據不得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同時，對于離婚率較高的人群，有些當事人也并非感情完全破裂，多數是因誤解、一時錯誤、溝通不足而使對方產生離婚情緒，法官應多加強“背靠背、面對面”的工作，促進家庭矛盾的解決。而對于感情基礎差，婚后又長期分居的群體，大多是因為時間短，接觸少而產生的離婚思想。對于此類問題案件，應當加強對離婚當事人的訴訟引導，避免因沖動而加劇感情不合。對于非因感情確已破裂，維系夫妻感情對雙方當事人和小孩確實都沒有意義的案件外，其他離婚案件應當有針對性地進行疏導、說服，化解家庭矛盾，給予當事人“冷靜期”，以促進家庭關系的修復和改善。對于感情確已破裂，已無和好希望與可能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時，應及時公正處理，使雙方好聚好散。

　　2、對婦女適度傾斜照顧

　　婦女在社會中相對處于弱勢地位，在婚姻中受到的傷害也相對較重，在合法的基礎上適當照顧女方，體現了司法的關懷。法律并不是冰冷無情的評判工具，而是追求實質公平公正的保護機制，具有司法正義的精神內核。離婚時在財產處理上，原則上均等分割，但考慮到我國的現實情況，大部分婦女的經濟條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婦女為家庭往往做出了更大的隱形貢獻，適度照顧婦女的利益，按照優先照顧婦女兒童利益的原則給予婦女適當補償，保證婦女不因經濟問題而影響其正常行使離婚權利，避免婦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絕境是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3、加強對離異家庭子女的保護

　　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不僅要考慮子女隨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長，還要做好父母雙方的法制教育，非撫養方及時支付撫養費，撫養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視權，使子女能夠感受到父母雙方的溫情，雙方相互監督，減少對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議可以與離異家庭、子女就讀的學校建立聯系卡，實時回訪溝通，了解子女生活學習情況，及時制止對子女利益損害情況發生，使法院的審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護離異家庭子女，防止其成為問題少年。

　　4、加強對婚姻無過錯方權益的保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28條的規定：“在過錯離婚損害賠償中，過錯方配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將此規定作為對有過錯對無過錯方所造成的損害程度以及婚姻當事人的經濟狀況的依據以決定賠償的數額。但在司法實踐中一般將該損害賠償限制于金錢上的賠償，對于過錯方難以起到足夠的威懾作用，略帶隔靴撓癢之尷尬。因此，要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雙管齊下予以懲罰，才會讓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為前懸崖勒馬，讓未犯者對婚外不忠行為敬而遠之。同時，無過錯方在舉證證明上往往存在舉證難的困境，因此，在能提出過錯方的過錯行為之線索的情況下，有必要對過錯行為的取證權限適當放大，對一些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法院應適當擴大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范圍，以實現無過錯方的權利。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2

　　核查和立案環節

　　一是建立預審查制度。案件承辦部門在登記接收保險舉報投訴案件后，應及時進行預審，對不屬于本部門職責范圍或者不適宜由本部門辦理的案件，原則上，應于分管局長簽批后3日內退回法制處并做出相關說明。

　　二是明確了核查范圍。所有實名保險舉報投訴事項都應進行調查核實，且在調查核實過程中可以要求舉報人說明情況，提供資料；匿名保險舉報投訴事項則應區別情況辦理，凡舉報線索清楚，附有一定證明材料的`，均應調查處理。

　　三是規范了立案流程。對屬于案件承辦部門職責范圍并決定赴現場進行檢查的舉報投訴案件，應填寫立案審批表，經案件承辦部門負責人同意后，提請分管局長簽批。決定立案的，應當在決定立案之日起3日內指定案件調查人員，并啟動相應的現場檢查程序；決定暫時不予立案的，不直接進入現場檢查程序，需要赴保險公司分支機構、保險中介機構進行現場調查核實的，案件承辦部門可以下發《案件調查通知書》，組織相關人員進行調查核實，形成案件調查報告，由分管局長根據案件調查情況決定是否予以立案。核查完成后決定立案的，由分管局長在立案審批表上簽批意見；核查完成后決定不予立案的，由分管局長在信訪案件辦理單上簽批意見。四是實行回避制度。《規程》明確規定，案件調查人員與舉報投訴案件調查事項或者信訪人、被信訪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應當回避。

　　調查與取證環節

　　一是規范了案件調查程序。調查人員在調查取證時，不得少于兩人，并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行政執法證件或者工作證件等合法證件。在具體取證過程中應嚴格遵守《中國保監會現場檢查工作規程》的相關規定，做好調查取證工作，按照一事一稿的方式編制案件調查工作底稿，如實記錄檢查相關情況和認定事項內容，具體檢查人員應當簽字確認。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3

　　20xx年9月24日，在我所組織開展的國慶、中秋市場集中檢查整治行動中，執法人員在xx市xx鎮xx村現場查獲當事人從事音像制品、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活動的事實。現場檢查中，該經營場所未懸掛工商營業執照，當事人也不能提供工商營業執照及其他相關合法憑證，涉嫌無照經營。同日，該案報經市局立案中心批準立案調查，指派、二同志承辦此案,本案現已調查終結，特報告如下：

　　當事人：朱，男，現年23歲，漢族，大專文化，現住xx市xx鎮xx村組。

　　經查， 20xx年6月7日，當事人與xx市xx鎮xx村村民王達成房屋租賃協議，以3000元/年的價格租用王的門面2間用于網吧經營。當事人在未申請設立審批取得《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和工商《營業執照》的情況下，隨后籌資4萬余元，購買了電腦主機12臺、顯示器11臺以及電腦桌等設備并接入寬帶。20xx年8月11日，該網吧正式以“振華電腦室”名稱對外開展營業活動，并以2元/小時、1.80元/小時不等的價格收取上網服務費。截止20xx年9月24日，當事人共累計取得服務費收入20__余元。

　　上述違法事實，收集有現場檢查筆錄、當事人陳述、書證以及其他傍證材料在卷為證。

　　綜上所述，當事人未取得前置許可并申請登記注冊，依法領取營業執照，擅自開業從事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活動，其行為違反了《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第二條“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從事無照經營。”之規定，構成《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一）項“應當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許可證或者其他批準文件和營業執照，擅自從事經營活動的無照經營行為”所指的無照經營行為。根據《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對無照經營行為的處罰，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擅自設立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或者擅自從事互聯網上網服務經營活動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公安機關依法予以取締，查封其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場所，扣押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專用工具、設備；觸犯刑律的，依照刑法關于非法經營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違法所得及其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專用工具、設備；違法經營額1萬元以上的，并處違法經營額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違法經營額不足1萬元的，并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之規定，建議對當事人作如下處罰：

　　1、責令立即停止違法行為；

　　2、對當事人處罰款壹萬元人民幣。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4

　　一、案件來源和當事人基本情況：

　　20xx年4月9日，我局執法人員根據舉報對江蘇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南京1店、江蘇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南京2店和江蘇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南京3店進行了現場檢查。

　　在檢查中發現，上述幾個藥店正在銷售以下幾個品種的商品：1、“KING LIGHT 常潤茶”、“KING LIGHT 腸清茶”、和“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喜瑞牌”首烏膠囊。 從上述幾種產品從包裝上看，“KING LIGHT 常潤茶”和“KING LIGHT 腸清茶”是深圳市東達技術有限公司生產的，其中“KING LIGHT 常潤茶”的主要原料是蘆薈、綠茶、土茯苓、沙參等，“KING LIGHT 腸清茶”的主要原料是蘆薈、桑葉、百合等。“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喜瑞牌雪山骨葆”、 “喜瑞牌首烏膠囊”是上海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其中“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分為300mgx120粒和300mgx30粒兩種規格，配料均為美國庫拉索蘆薈、珍珠粉、維生素E等，“喜瑞牌雪山骨葆”的配料是牦牛骨和骨髓、內金、肉桂、冬蟲夏草等，規格為350mgx120粒，喜瑞牌首烏膠囊”的配料是首烏、黃精、黑芝麻等，規格為400mgx90粒。上述幾種產品的包裝上均為沒有標注保健食品編號和標志。

　　當事人的上述行為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的規定。在報請局長批準后，我局對當事人進行立案調查。

　　當事人：江蘇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住所：蘇州市宋仙洲巷17-19號B樓四層；法定代表人：張思明；執照注冊號：；經營范圍：銷售中藥飲片、中成藥、保健食品等；案發地：南京市。

　　二、違法事實和證據：

　　對當事人立案后，我局對當事人南京4店也進行了檢查，發現上述店也銷售有“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首烏膠囊”等食品。當事人銷售的產品的外包裝的標識內容的主要部分如下：

　　“KING LIGHT 常潤茶”的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蘆薈和土茯苓；執行標準：Q/DD007-20xx；衛生許可證號：粵衛食證字【20xx】第0301B04839號；

　　“KING LIGHT 腸清茶”的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蘆薈；執行標準：Q/DD007-20xx；衛生許可證號：粵衛食證字【20xx】第0301B04839號；

　　“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包括300mgx120粒和300mgx30粒兩種規格）的'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美國庫拉索蘆薈和珍珠粉；產品標準號：Q/IQXV24；衛生許可證號：滬質監（松）食證字【20xx】第0026號；

　　“喜瑞牌雪山骨葆”的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冬蟲夏草；產品標準號：Q/IQXV37；衛生許可證號：滬質監（松）食證字【20xx】第0026號；

　　“喜瑞牌首烏膠囊”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首烏。產品標準號：Q/IQXV24；衛生許可證號：滬質監（松）食證字【20xx】第0030號。

　　上述產品的標識中均未標注保健食品批號。截止我局對當事人銷售的上述商品調查結束時止，當事人共計上述四個連鎖藥房供應上述“KING LIGHT 常潤茶”8盒，已銷售2盒，銷售價格32元/盒；“KING LIGHT 腸清茶”5盒，已銷售2盒，銷售價格32元/盒；“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規格300mgx120粒/瓶）28瓶，已銷售21瓶，銷售價格78元/瓶；“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規格300mgx30粒/瓶）4瓶，未銷售，進，銷售價格30元/瓶；“喜瑞牌雪山骨葆”10瓶，未銷售，銷售價格98元/瓶；“喜瑞牌首烏膠囊”3瓶，未銷售，銷售價格59元/瓶。

　　在調查過程中，當事人提供了以下材料：

　　“KING LIGHT 常潤茶”、“KING LIGHT 腸清茶” 生產廠家的營業執照、商品的衛生評價報告單、衛生檢測報告、生產廠家的保健食。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5

　　一、基本情況及特點

　　（一）我市兩級法院受理委托理財糾紛案件的基本情況

　　截至20xx年3月，我市兩級法院共計受理委托理財類案件6件，其中，委托買賣股票糾紛1件，因委托理財合同而引發的財產關系損害賠償糾紛2件，一般委托合同糾紛2件，信托合同糾紛1件。在這6件案件當中，已經審結的2件，正在審理的4件。

　　（二）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件的特點及問題

　　通過調研，發現我市委托理財糾紛案件總體上呈現以下特點：

　　1、案件的數量較少但標的較大。從案件總量上看，與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兩級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財糾紛案件數量較少，但是，該類案件總標的達到1.65億元。

　　2、案件多發期在20xx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財糾紛中，只有泰山區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買賣股票糾紛系發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發生于20xx年之后，這是由于股市長期低迷，在20xx年前后發生的一些委托理財合同中約定的收益無法兌現，導致當事人發生糾紛，從而成訟。

　　3、案由較多，不統一。現在委托理財糾紛并沒有統一的類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類案件，在確定案由時也不統一，如有的定成委托買賣股票糾紛，有的定成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有的定成信托糾紛，還有的定為一般委托合同糾紛。

　　在審判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1、委托理財糾紛的概念不夠統一規范，比較模糊。這直接影響了法院對此類案件的受理與審判；2、審判委托理財合同糾紛的法律依據不足，判決缺少統一尺度。由于實踐中對委托理財合同的性質仍存在較大爭議，加之委托理財合同與合同法規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現行法律法規中很少能找到適用于此類合同糾紛的法條，加大了案件的審理難度。

　　二、關于委托理財的概念

　　委托理財的概念，在實踐中比較模糊，不夠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財現象比較復雜，因此對概念的界定，實際上決定著法院受理委托理財糾紛案件的范圍。因此，委托理財的概念是我們首先需要予以明確的。

　　有人提出將委托理財定義為客戶將其資金交付給管理人并由后者將該資金投資于證券、期貨等交易市場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進行管理，所獲利益由雙方按照約定進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費的活動。這里強調金融性質顯然是從委托投資的對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資的主體，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經貿、實業投資及其委托管理。所以，這一概念沒有涉及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將國債、股票或期貨合約等作為合同標的的情況，因此有些偏頗。

　　還有觀點認為，委托理財是委托人與受托人約定，由委托人將其所有或募集的資金、證券等金融性資產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證券、期貨等金融市場從事營利性投資經營活動，以獲取經濟利益的行為。委托理財活動必須在證券或期貨經營機構開設資金賬戶，通過證券或期貨經營機構方可進行。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財的實質，但卻忽略了現實當中存在的以實物資產作為理財對象的情況。

　　我們認為，委托理財，實質上是一種投資委托管理或資產委托管理的行為。嚴格地說，“委托理財”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業界的習慣用語。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用語，它包含了現實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委托理財現象。

　　委托理財合同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委托理財合同泛指委托人將其擁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的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如不動產）委托給受托人從事投資管理活動的合同；而狹義的委托理財合同僅指委托人

　　將其擁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的金融資產（如貨幣、票據等）委托給受托人從事投資管理活動的合同。以受托資產的種類為標準，委托理財可分為金融性資產的委托理財和非金融性資產的委托理財。金融性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委托人將其資金、證券等金融性資產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證券、期貨等金融市場上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的組合投資、管理活動所引發的合同糾紛。我們所說的委托理財糾紛，就是指的此類糾紛。

　　三、關于委托理財合同的類型

　　委托理財合同千變萬化，種類繁多。總體看來，委托理財合同有名實相符的，也有名實不符的。在名稱上，比較多的情況下，稱為委托理財合同、投資理財合同、委托投資合同、資產管理合同或投資管理合同等；有時，第三方監管合同或委托監管合同是單列的`，也有合一的，單列的由委托人與監管人簽訂(委托人與受托人另簽委托理財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監管人共簽。委托理財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稱出現的，如委托代理合同、證券(股票)交易(買賣)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國債投資(購買)合同、股票質押投資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資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國債回購合同、投資咨詢(顧問)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標準，可對委托理財合同作出相應的分類：

　　(一)根據委托理財的表現形式來區分，實踐中委托理財合同主要有以下兩種：(1)子母協議，一份正式協議，一份補充協議，保底和保收益的內容一般約定在補充協議中；(2)三方監管協議，委托理財合同由三方主體共同簽訂，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監管方，監管方一般由證券公司充當。但是在具體的合同名稱上，則可能各不相同，實踐中比較多的有委托理財、委托投資、合作投資、資產管理、受托資產管理、信息咨詢服務協議、國債托管協議等等。

　　(二)根據合同中關于虧損負擔和贏余分配的約定來區分，委托理財合同可以分為如下七種類型：（1）本息保底，超額歸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證到期返還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歸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賠付。（2）本息保底，超額分成型。受托人保證到期返還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對超出部分，由雙方按約定比例分成。（3）本金保底，超額分成型。受托人保證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損失，虧損由受托人予以補足；對盈利部分，則由雙方按比例分成。（4）盈余分成，虧損分擔無約定型。委托人將資金委托給受托人從事股票交易，雙方只約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對虧損，則沒有約定承擔的比例和方式。（5）締約當時沒有約定盈虧負擔，受托人事后承諾補償損失型。雙方在訂立合同時對交易的盈虧負擔沒有約定，對投資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委托資產損失，受托人書面承諾補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損失。（6）盈余分成和虧損未約定型。合同當事人對于盈余的分成和虧損的分擔未作出約定。（7）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資，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義開立資金帳戶和股票帳戶，由受托人負責資產的運作，有時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約定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三)根據在證券、期貨市場上出現的投資人名義的不同，委托理財分為委托代理的投資理財和信托投資理財。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賬戶從事投資經營活動的，為委托代理型投資理財。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義從事投資經營活動的，為信托投資理財。

　　四、關于合同主體

　　委托理財合同的主體，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監管人三類。其中，受托人的主體是重點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委托人的范圍。委托理財糾紛的委托人，其范圍的確定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條的規定確定，包括各類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組織。因為委托理財糾紛均為因委托理財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體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組織，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的，原則上均可以成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圍。實踐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資管理公司、投資咨詢(顧問)公司、理財工作室、經紀人、私募基金等民間性機構，也包括證券公司、期貨公司、信托投資公司、資產管理公司、企業財務公司及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專業性金融機構。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金融機構，主要涉及券商，第二類是非金融機構，主要涉及投資公司。對于前者，證監會已在《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行辦法》中作出相應規定。對于后者，則尚存爭議。肯定意見認為，既然“代客理財”列在投資公司營業執照的經營范圍內，且強行法又未作禁止，應認定其具有理財資格；否定意見則主張，委托理財屬于特許經營，非金融機構不宜介入。我們認為，投資公司在受托理財時基本處于監管盲區，而目前理財活動往往涉及巨額資金，一旦失控勢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鑒于此，今后宜適度限縮受托理財的主體范圍，將該業務視為許可經營項目為妥。

　　五、委托理財合同的性質及案由的確定

　　（一）對委托理財合同性質的認識

　　我們認為，委托理財合同是一種新類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財合同實際上使雙方形成了一種臨時性的合伙關系，雙方分別用不同的客體，即委托方以貨幣、受托方以勞務進行投資。委托人開立賬戶后，在合同有效期內由受托方負責該合伙人的具體運營，憑借其專業知識和投資技巧進行具體操作。雙方內部對該合伙人進行期貨投資而產生的虧損和盈利進行劃分，但該約定僅對雙方有約束力，不得對抗第三人。因此，在協議期內交易的盈虧都體現在該賬戶內，一旦協議期滿，清倉結算后，雙方就按照約定承擔責任。

　　其次，委托理財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體現。對保底條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資存在很大的風險，如果由受托人承擔全部虧損，會使受托人的義務單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資主體的行為。其實，保底條款并非當事人不理性的行為。委托理財現象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有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資金和投資專業知識在很多時候并不為相同的主體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貨幣增值，但缺乏使其貨幣增值的手段。對受托方來說，雖然具有可以使貨幣增值的技能和知識，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相應的貨幣資金為載體，其技能是沒有價值的。為了將二者有機結合，實現“共贏”，委托理財便應運而生了。

　　最后，無論委托理財合同如何歸類，但只要此類合同不違反公序良俗原則以及法律與行政法規中的強制性規定，就應受到法律尊重與保護。申言之，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必須慎重，不能以監管為由阻礙其創新。法律規定應來源于現實需要，對于委托理財行為，我們應該因勢利導，發揮其積極作用，而不要視其為洪水猛獸，以法律沒有規定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下，一切行為應主要由市場來決定，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關于委托理財類合同糾紛案件的案由確定

　　案由的確定關系到法律關系的識別和案件的定性。對委托理財類合同糾紛案件案由的確定，實踐中五花八門，很不統一，主要有代理買賣股票糾紛、證券（股票）交易代理糾紛、一般委托合同糾紛、委托理財酬金糾紛、借款合同糾紛、合作炒股糾紛、賠償糾紛、委托買賣股票合同盈利糾紛、存款合同糾紛等等。有的同志認為，應當將委托理財糾紛作為一種新的案由單列出來，使之成為一種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認為，從委托理財合同中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來看，這類合同無非就是法律已經規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種復合，不能將其作為有名合同對待，對此類糾紛應細化分流，區別案件類型，分別確定案由。

　　我們認為，對委托理財糾紛作更進一步的類型化劃分和處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實踐中，委托理財類合同雖然千變萬化，但細分起來只有五種典型情況：

　　1 、約定本息保底，超額歸受托人所有的，實與民間借貸無異，應將案由定為借款合同糾紛；

　　2 、合同約定委托人直接將資金交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投資管理的，屬于信托行為，應將其認定為信托合同糾紛；

　　3 、合同約定委托人自己開立資金帳戶和股票帳戶，委托受托人進行投資管理的，應將其認定為委托合同糾紛；

　　4 、合同約定雙方共同出資，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應將其認定為合伙合同糾紛。

　　5、對存在前面幾種合同之復合情況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對復合合同的問題沒有涉及，因此，宜按照類推適用的原則，對其各構成部分分別適用各有名合同的規定。

　　六、關于委托理財合同及保底條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財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對當事人合意的事后評價。目前，對此類合同的定性在理論界和司法界都存有較大分歧，實踐中首先依據何種法律規范對其進行調整也不盡相同。我們認為，在對委托理財合同的性質認定上，不應拘泥于合同的性質，關鍵要從法理高度對其本質內容進行研判，依據《合同法》第三章的規定確定此類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說，判斷委托理財類合同的有效與否，只能依據法律規定，把握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虛偽表示、隱匿行為、惡意串通、假借名義損害國家、集體、自然人合法權益甚至實施違法犯罪的，應當視為合同無效；同時，有效性應當也源于法無明令禁止即為許可，如果當事人以法律法規禁止委托的資產實施了委托理財，合同應為無效，但是，根據《行政許可法》和《信托法》的規定，委托理財不應采取許可制和專營制方式。

　　在此次調研中，金融業務資格的缺乏不應導致委托理財合同無效成為在確定合同效力時爭

　　論最大的問題。我們認為業務資格的缺乏不應導致委托理財合同無效。

　　（二）保底條款的效力

　　“保底條款”是人們對各種委托理財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證本金不受損失，超額分成、保證本息最低回報，超額分成、保證本息固定回報，超額歸受托人等約定的統稱。實踐中保底條款可分為保證本息固定回報條款、保證本息最低回報條款和保證本金不受損失條款等三種。

　　在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件的處理中，爭議最大的問題就是保底條款的效力。我們認為，對保底條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規定的情形的，原則上應當認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場主體投資和證券市場發展的需要，人們發明了委托理財合同這種投資方式。實踐中典型的委托理財合同，徒有委托的外殼，其具有與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顯不同的本質特征，即受托人承擔民事責任不以過錯為條件，并原則上承擔受托行為的所有風險。金融性的委托理財與通常意義上的投資行為也有差異，是對證券、期貨等虛擬市場的投資，具有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由于絕大多數委托理財合同中都約定有保底條款，對委托理財合同所包含的法律關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對于這樣一種具有資金融通和資金管理雙重功能的新類型的商事合同，我們簡單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將它定性為我國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學客觀的態度。因此，審判實踐中我們也沒有理由運用委托合同或投資行為的屬性，去闡釋委托理財合同，并認定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保底條款無效。

　　2、迄今為止，我國法律、法規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財的規定，僅見于《證券法》第143條關于“證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客戶證券買賣的收益或者賠償證券買賣的損失作出承諾”的規定。但依體系解釋方法，從該法第194條對違反第142、143條的法律責任的規定來看，禁止接受全權委托和承諾保底收益僅僅是針對券商的經紀業務。其他的禁止保底條款的規定主要表現為人民銀行的規章，如《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第31條、《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管理暫行辦法》第4條等，而這些規章又顯然是從強化對信托投資公司的風險管理方面作的規定，且信托投資公司的現實運作和人民銀行對其的監管均未嚴格遵守上述規定。人民法院認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規為依據，上述規章顯然不能作為認定合同無效的依據。另一方面，即使國家現在通過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認可保底條款，也存在法的溯及力問題。當事人此前在委托理財合同中約定保底條款，其無法預見會發生無效的后果。認定保底條款約定無效，對當事人明顯不公。

　　3、在委托理財關系中，由于委托人專業知識的匱乏和合同約定由受托人全權負責等原因，受托人的獨立意志和受托權限都得到了極大的擴張。其在享有較大權力的同時，根據權責一致的原則，當然應當負有較大的責任。從委托人權益的救濟渠道方面來看，受托人在投資領域的專業知識強于委托人，處于實際上的優勢地位，如果發生糾紛，由委托人舉證或者識別受托人是否存在過錯頗為不易。此外，我國證券市場還存在信息透明度不夠、惡意虧損現象較多等問題。保底條款則為解決一直存在的委托成本問題提供了一種剛性的約束，有利于督促受托人勤勉敬業，防止道德風險。

　　4、雖然從維護金融機構自身安全的角度出發，對保底條款采取有限承認的態度，對于平衡作為巨額委托理財合同委托人的上市公司和作為受托人的證券公司的利益，有一定作用。但因這種觀點缺乏法理支持，從構建金融機構信用和維護國家金融市場秩序的角度，具有致命性的負面效應。顯失公平是指在締約時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失衡，我們不能忽視20xx年前投資股市曾有的高額利潤，而僅僅根據近幾年股市低迷導致的巨額虧損來推斷保底條款顯失公平。投資證券市場的高風險、高利益是基本常識，對于因股市周期性的漲跌導致的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失衡，解釋為正常的商業風險更令人信服，從而排除了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余地。至于參照合同法關于調低違約金的規定，僅僅保護法定利率收益，實際上將委托理財當作了儲蓄，不符合市場催生委托理財這種融資投資方式的目的。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6

　　今年以來，遼寧省沈陽市頻繁發生撬開居民門鎖入室盜竊案件，僅1月至8月，全市就立案348起，涉案總價值近百萬元。沈陽市公安機關先后打掉此類犯罪團伙5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5人，涉案250多起，繳獲部分手機、錄音機、手表、服裝等財物和現金。目前，已行政拘留1人，刑事拘留5人，報批捕2人。

　　這5個團伙主要由安徽省臨泉縣和毗鄰的河南省新蔡縣農民組成，團伙主犯均為成年人，在當地以到城市鞋廠打工、賣吊床等為由，將同鄉、親屬等熟人的孩子騙出，專門教唆他們入室盜竊技術，自己則遙控指揮。抓獲的25名犯罪嫌疑人只有5人16歲以上，最小的僅12歲。

　　犯罪團伙的規律及特點

　　集中住宿，分組作案。據調查，這些盜竊團伙都是近兩年流竄到沈陽市的，每年年底回家，春節后再出來。第一次到沈陽市時，團伙頭目以做買賣為名由“房屋信息站”中介租借房屋。每個盜竊團伙的孩子都集中居住，為了掩人耳目，還專門在屋內放置一些簡易吊床。白天身背吊床走街串巷叫賣，以此作掩護尋找目標為作案踩點，選準地點后用圓珠筆標在導游圖上。每次盜竊得手后，再將圖上標記勾掉。他們作案采取組合分工的方式，每天深夜12時后出去，一般為兩人一組，當房主和鄰居問起時，均回答是到市場上貨。“老板”自己另住一處，暗中用手機遙控指揮。一般每天上午來收取盜竊來的錢物，送伙食費和外出盜竊打車費用，團伙中很少有人知道其確切行蹤。

　　作案目標集中，手段簡單。這幾個團伙在沈陽市作案的足跡遍布市內五區，集中活動于一環路和外環路之間，目標都是一些老式民宅，作案手段一般是白天踩點后，晚間乘出租車直接到達地點。撬開房門入室后，從錢物到食品，無所不盜。

　　團伙有較嚴密的“組織紀律”。在團伙內部，除了頭目外，一般是年齡大的管年齡小的，與頭目關系近的管關系遠的，一級服從一級。另外，在團伙中還規定了嚴格的內部紀律，如在住宿上規定，不準與其他團伙人員串屋，不準私自外出，不準相互交談盜竊情況，不準與家中聯系，不準與房主和其他居民接觸；在盜竊行動上規定，深夜12點以后出去，早上4點至4點30無論得手與否都必須回來，如有一人沒有按時回來，則同窩點其他人員馬上離開窩點，如一天不回來，就另租房住；在贓款、贓物的處理上，規定所有孩子每天晚上盜竊來的物品必須在早晨全部上繳給團伙頭目，凡隱藏不交者嚴加懲處；在盜竊數量上規定，每人每天必須盜竊錢物在500元以上，凡不能完成“任務”，輕者不給飯吃，重者打罵。為保證孩子們守“規矩”，團伙頭目暗中專門安排人進行監視。據犯罪嫌疑人張某交待，有一次偷著出去買東西，被人告訴了“老板”王子北，王對其進行毒打，直到打昏才停手。對于完成“任務”比較好的，“老板”也會施以小恩小惠，或獎以小禮物、或發給少許獎金、或領出去改善生活。每年10月份根據孩子們的表現發放“工資”，一般20xx元到4000元不等；在抗拒公安機關打擊上規定，每個人都事先編好5個以上的假名字，年齡都說到16歲以下，都說是山東人。被抓到時不準供出其他同伙及窩點。否則，不但年底分文不給，而且威脅把他老家的房子拆了。

　　犯罪團伙頻頻得手的主要原因

　　一是個頭小，隱蔽性強。外表上看，這些孩子都比城市同齡孩子長得矮小，不容易引起注意，這些犯罪嫌疑人，多數都被公安機關抓獲過，最多的達5次之多。

　　二是年齡小，處理難。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不滿14周歲的人，無論犯何種罪，一律不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人，除犯特定的8種嚴重犯罪外，其他不負刑事責任。這些犯罪嫌疑人在剛被抓獲時都說年齡在16周歲以下，而且都沒有證明年齡的證件，加之其家鄉路途遙遠偏僻，很難開展調查核實工作。

　　三是出租房管理不力。這些盜竊犯罪團伙常年租住民房，而且有的頭目還時常與孩子同租住一個出租房內，但是，直至發案前也沒能引起居住地公安機關的注意，不能不說我們在外來人口和出租房管理上還存在著薄弱之處。

　　四是群眾的防范意識和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意識不強。這些未成年人盜竊侵害的目標均為地處敞開式小區、樓道內缺少門窗、缺少照明設施、門窗破舊的簡陋民宅，很少安裝防盜門。個別曾被盜的居民，至今仍未采取“亡羊補牢”的措施。這些犯罪嫌疑人每每深夜外出作案和清晨歸來都是“打的”，眾多出租車司機對此表現得十分麻木，無一向公安機關反映情況。

　　五是公安機關一些基層領導和民警缺乏敏感性。許多民警在處置這些案件時只是就案論案，缺乏向深層次思考的意識。有人認為，既然教唆犯抓不到，孩子又處理不了，只好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草草結案，致使幕后的主犯迅速隱藏起來。

　　打擊與控制此類犯罪的對策

　　著眼于案情變化，加強有關問題的研究。要把“幕后”組織指揮的“老板”做為打擊的重點。要加強與檢、法的溝通協作，積極研究打擊處理少年兒童犯罪的對策，協調有關部門健全完善幫教機制，對犯有嚴重罪行的以及累犯、首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法嚴懲。要大力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工作。要加強對偷盜專業化和地域性等特點、規律的研究，有針對性地加強防范工作。

　　適應動態治安環境，加強社會治安的群防群治。要充分發揮社區、廣大居民的作用，加強社區的防范，及時發現各種違法犯罪活動。要對出租房加強管理，必須從嚴落實暫住人口和外來人口租賃房屋等有關規定，依法使其規范經營。要加強社會宣傳，增強廣大群眾自我防范意識和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意識，擴大信息來源渠道，及時防范和發現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加強復雜場所的巡邏守候工作。一些大都市，地形復雜，人員流動大，大街小巷阡陌縱橫、密集交錯，極易成為一些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標。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即使被發現，也很容易在夜色和復雜地形的掩護下迅速逃離現場，給偵破工作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因此，必須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復雜場所、重要路段的巡邏防控，特別是夜間巡邏守候工作。沈陽市第一個打掉這類盜竊團伙的派出所，就是針對發案實際加大了夜間巡邏守候的力度。他們將原來的每晚一班兩名民警帶兩名民兵改為每晚兩班，每班由一名所領導負責，增加一名刑警，增大了巡邏密度，在雨夜中將犯罪嫌疑人現場抓獲。

　　短評

　　關愛與管理并重

　　本期刊發的'兩篇稿件，讀之使人心情格外沉重。無論是那些參與盜竊團伙的少年兒童，還是因為缺少家庭溫暖而企圖毒死父親的小峰。他們同樣也是受害者。

　　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頒布實施已有較長時間的今天，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是，各相關部門共同參與的、防范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體系如何更牢固、更有效。

　　輟學、流動的青少年成為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主力軍”，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孩子的流出地往往是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他們因為種種原因，義務教育權并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而他們的流入地，多是經濟發達、繁華熱鬧的大都市。由于農村的貧困，既然在流出地不能好好控制他們的輟學，但當他們流入到城市后，我們能否做更多的工作？城市里有各類健全的機構，如團組織、婦聯、關工委等社會團體以及公安、勞動、教育等行政部門。對流入城市的孩子進行關愛與管理并重，這個問題應該可以得到起碼的解決。

　　如我們城市里處處可見的賣花女童；如城鄉結合部到處游蕩的外地孩子。我們許多人，對他們是熟視無睹的，我們是否想到，給他們更多的關愛。

　　都市的文明和繁華，不僅僅靠都市人創造和享有，漠視流動人口特別是流動青少年的生存狀態，這種文明和繁華總會有所欠缺。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7

　　一、案件來源及調查經過：

　　204年5月18日，宣州區執法人員在對位于梅西路西林二村B棟17號的xx市華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進行檢查時，發現該公司注冊資本金異常變動，隨做了現場檢查筆錄，在進一步的調查中發現，該公司存在涉嫌出租營業執照的行為，經請示批準立案調查，辦案人員于5月20日，對公司法定代表人進行了詢問調查，提取了相關證據，制作了談話筆錄，現調查終結，匯報如下：

　　二、當事人的基本情況：

　　xx市華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成了日期：20xx年3月3日，住所：xx市區西林二村B棟17號，法定代表人：楊大松，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號：3425000，經營范圍：室內外裝飾工程設計、施工;門窗制作、安裝;園林綠化工程設計、施工;水電安裝;廣告設計、制作、發布;以下限分公司經營;家具生產、銷售。注冊資本金：六十萬元整。

　　三、違法事實：

　　20xx年3月3日，楊大松與吳成蘭共同出資60萬元，分別占出資額的75%、25%，注冊成了xx市華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從事室內外裝飾工程設計、施工;門窗制作、安裝;園林綠化工程設計、施工;水電安裝;廣告設計、制作、發布;以下限分公司經營;家具生產、銷售的經營活動。公司成了后，當月的7日，楊大松又將公司承包給程紅福經營，并將公司的資金60萬全部交由程紅福操作，由楊大松本人掌管賬目，并約定從經營的利潤中提取8%-10%歸公司所有，程紅福負責公司的運轉費用。由于經營不善，二人所協議之事，于7月底終不歡而散，以上事實，楊大松本人均予以確認。

　　四、證據例舉：

　　證據一：現場檢查記錄一份(證明檢查中發現的情況);

　　證據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證復印件一份(當事人的身份證明);

　　證據三：談話筆錄一份(證明違法事實及經過);

　　證據四：承包協議一份(證明違法事實的存在);

　　證據五：當事人給承包人的資金轉賬單復印件一份(證明承包經營的存在)

　　五、案件的.性質：

　　當事人自公司成了后，未按公司法的規定正常經營，反而以承包的方式將公司營業執照出租給程紅福經營，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64條“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偽造、涂改、出租、出借、轉讓營業執照”的規定，屬于擅自出租營業執照的行為。

　　六、自由裁量理由及爭議：

　　當事人沒有對以上事實提出異議，因為不懂，并且該行為已經終止，請求從輕處罰，鑒于上述情況，依據《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適用規則》第十三條，建議對當事人從輕處罰。

　　七、處罰依據和建議：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77條“偽造、涂改、出租、出借、轉讓營業執照的，由公司登記機關處以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吊銷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責任”的規定，并建議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處罰如下：

　　罰款人民幣10000元整;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8

　　根據縣政協x年工作要點安排，3月21日，在副主席嚴維民率領下，法制委等有關單位負責人組成調研組，分別到縣公安局信訪接待室，定城鎮信訪接待中心和縣信訪接待大廳開展信訪工作調研。現將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去年以來，我縣以維護群眾根本利益、反映社情民意、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為目標，緊緊圍繞“把事解決，把人留住”的工作重點，扎實開展領導干部接訪下訪、暢通信訪渠道、化解信訪積案、創新信訪管理體制機制、加強信訪干部隊伍建設等工作，確保了我縣信訪維穩形勢總體平穩可控，較好地完成了年初確定的目標任務。全縣發生群眾上訪514批2286人次，同比分別下降37.4%和38.7%。其中集體上訪56批759人次，同比分別下降31.3%和32.8%；進京訪11批16人次，分別下降31.3%和25%；赴省訪89批179人次，同比分別下降1.6%和6.2%；去市訪16批28人次，同比批次上升25%，人次下降73.3%；來縣訪398批20xx人次，同比分別下降49.7%和13%。縣信訪局共收到來信248件，同比下降6.4%。其中市級以上交辦信件96件，同比上升97.4%，已辦結93件；縣領導交辦3件，全部辦結；市信訪局轉送56件，已辦結44件；自收信件2件，已辦結。縣黨政領導閱批來信率76%，初信辦結率95%。

　　二、主要做法

　　我縣信訪工作已連續6年獲全市先進單位稱號，成效明顯，成績喜人，但也確實來之不易。尤其是x3年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所造成的上訪居高不下，甚至出現大量“纏訪”、“鬧訪”、“越級訪”和“群體訪”的信訪形勢，在縣委、縣政府的堅強領導下，信訪局與縣直各單位、各鄉鎮黨委、政府在加強領導、強化責任、實行責任追究上動真的，在解決群眾實際困難、破解信訪難題、化解社會矛盾上來實的，有效遏制了信訪總量攀升的勢頭，緩解了嚴峻的信訪形勢。一是領導重視，扎實推進領導干部接訪、走訪。去年以來，在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親自安排下，我縣實行分類接訪、定期公告、預約接訪、律師陪訪、聯合接訪、跟蹤督辦等制度，突出做好縣領導接訪由鄉鎮書記和縣直有關部門領導上行參與陪訪、鄉鎮領導接訪由村支書上行參與陪訪，建立長效機制，取得了明顯成效。二是突出重點，深入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結合“五級書記大走訪”和“五個一萬”活動，全面梳理矛盾糾紛，及時調處化解、建立長效機制，取得了明顯成效。全縣共排查矛盾糾紛隱患1175件，化解1120件，化解率達95.3%。三是抓住難點，著力搞好信訪積案化解。對上級交辦的23件積案落實縣領導“包案”；對“釘子案”、“骨頭案”和“三跨三分離”等疑難復雜案件加大處置力度。23件積案，已化解21件，息訴罷訪21件。四是維護穩定，全力做好特殊時期信訪維穩工作。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國“兩會”以及省、市、縣黨代會、“兩會”期間，進一步加大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力度，及時預測預警，切實把矛盾化解、源頭防范工作做在前面，對重點群體，重點人員落實黨政領導親自包案，實行“五包”，盡最大努力將人員吸附在本級，穩控在當地，化解在基層。五是健全網絡，全面推動基層信訪體系建設。按照“有人辦事，有錢辦事，有制度機制保障辦事”的要求，精心組織，制定方案，明確目標，量化任務，全縣22個鄉鎮，同步實施，共同推進，全面建成鄉鎮“一站兩中心”，受到了副省長方春明和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三、存在問題

　　x年以來，我縣信訪工作有創新、有亮點、有成效，但也存在薄弱環節和不足之處。一是思想認識有待提高。少數領導干部對信訪工作在全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認識不高，擺不正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群眾觀念不強，對信訪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沒有深入的研究，不出事盲目樂觀，高枕無憂，出了事則束手無策，怨天尤人；有的認為上訪群眾多是“刁民”，采取“哄、攔、卡、壓”的方法，把政府與人民群眾對立起來。少數群眾思想觀念上有誤區，有的信“上”不信“下”，有問題不找基層政府有關部門，認為只有找上面的大部門、大領導才能解決問題；有的信“多”不信“少”，不論什么事，多邀幾個人、多找幾個部門和領導反映總不會錯，多多益善；有的信“鬧”不信“理”，無論有理無理，先鬧再說，認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有的信“訪”不信“法”，即使是典型的涉法涉訴問題，也要找黨委、政府上訪解決。二是解決信訪問題的力度有待提高。少數干部解決問題怕得罪人，不敢碰硬，使群眾反映的問題久拖不決；有的接訪干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嚴重，對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采取推諉、扯皮的態度，激起眾怒；有的.干部擺不正位子、放不下架子，遇到問題不能主動與群眾溝通，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導致干群關系緊張對立；有的干部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提出的意見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甚至對群眾的上訪征兆置若罔聞，既不及時報送信息，也不采取措施，任由群眾上訪、再訪、越級訪。三是工作措施不夠扎實，有的地方社會穩定預測預警機制不夠健全，少數干部對部分苗頭性信訪動態不能及時發現；有的地方維護社會穩定力量整合的工作機制不夠健全，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各方力量沒有得到有效整合，沒有形成工作合力；有的地方和單位聯系群眾的工作機制不健全，密切聯系群眾，暢通和拓展群眾訴求渠道，確保民情、民意、民智順暢上達，及時傾聽群眾呼聲等方面有待加強。

　　四、工作建議

　　可以預見，隨著改革的全面深化，各種利益格局進一步調整，群眾信訪量居高不下的形勢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變化，一些潛在的社會不安定因素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徹底清除。為了鞏固和發展我縣信訪工作形勢，建議如下：

　　（一）高度重視，創新信訪工作思路。要堅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深刻認識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的重要性，正確認識改革發展所帶來的一些社會矛盾的必然性和妥善處理各類社會矛盾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更加自覺地從全縣工作大局出發，堅持把發展經濟作為解決各類矛盾的根本措施，把實現好、維護好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信訪工作的根本

　　目的，切實增強政治意識、全局意識和責任意識，扭轉信訪工作“兵來將擋，水來土屯”的消極被動局面，克服畏難消極情緒，主動改進工作方法，認真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盡心竭力地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長此以往，方可從根本上扭轉信訪工作局勢。

　　（二）以問題為導向，以改革為手段，繼續創新體制機制。信訪工作，重點在基層。一要進一步堅持黨政主要領導負責，分管領導和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原則，做到職責明確，各負其責，進一步建立完善的信訪工作責任體系和責任追究體系。二要進一步健全基層信訪工作網絡，切實做到層層有信訪工作組織、有接待場所、有專兼職人員、有工作標準和制度、有績效考評、有責任追究，真正做到“個人訪不出鄉（鎮）、集體訪不出縣”，把信訪問題解決在發生地，把矛盾糾紛化解在縣本級。三要進一步健全靈敏、準確、快速的信訪排查調處制度，強化信訪預測、預警、預控能力，千方百計防止和避免個訪問題群體化，簡單問題復雜化，經濟問題政治化，局部問題社會化，牢牢把握化解矛盾的主動權，消除不安定因素，不斷減少重復信訪、越級上訪和集體上訪，維護全縣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

　　（三）適應新情況，研究新政策，建立健全各項信訪工作制度。國家已出臺信訪工作“新政”，信訪等部門要認真學習、研究，適應新情況。一要進一步健全聯合辦信訪制度。縣幾個班子，有關部門，要定期溝通情況，排查各類問題，制定預案，聯合辦案，增強化解矛盾糾紛的力度。二要健全與司法機關、政府法制部門和勞動仲裁機構的聯系、溝通、協調制度，采取新形式、新舉措，加強信訪工作制度化、法制化建設，不斷開創信訪工作新局面。三要擴大視野，把人民代表、政協委員的意見建議、提案議案納入大信訪網絡，作為信訪工作信息研判、預測預警的風向標，并充分發揮代表、委員聯系面廣、層次較高、信息靈敏和反映人民群眾意愿最直接、最真實、最廣泛以及做上訪群眾工作最便捷、最有說服力的優勢，化上訪為下訪，化對立為對話，化消極為積極，使人民信訪成為群眾向黨委、政府獻計獻策、參政議政的重要窗口。

　　（四）提高素質，切實加強信訪隊伍建設。切實受理好、答復好、解決好群眾反映的訴求，確保把信訪問題解決在初訪、首辦環節，要有一支過硬的信訪工作隊伍。各地、各部門要精選一批德才兼備、業務精通、作風過硬的干部充實到信訪工作第一線，切實“把人留住、把問題解決”；要充分利用聯合接訪中心這一平臺，發揮好聯合接訪機制效應，真正實現“一站式接待、一條龍辦理、一攬子解決”的服務效果；要繼續堅持“抓基層打基礎”，進一步完善“村為主”工作機制，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組織的作用；要加強信訪干部業務培訓，切實提高辦信接訪、處理疑難復雜問題的能力；要關心、愛護信訪工作干部，對優秀信訪干部要厚愛一分，及時培養提拔重用。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9

　　一是審查把關不嚴，盲目立案。刑事自訴案件往往是當事人一紙訴狀，法院便予以立案，缺乏嚴格的審查把關，致使刑事案件不斷增多。

　　二是易立難審，久審不決。由于立案審查把關不嚴，受案后發現許多問題，加之雙方爭執較大，而又無法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難于收集定案證據，往往形成案件“判又判不了，調又調不成”的局面。

　　三是濫用強制措施。刑事自訴案件屬輕微刑事案件,自訴人可以撤訴,也可以與被告人自行和解,矛盾容易化解.因此,決定對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應當嚴格把握。但是,目前一些法院的常用做法是,只要被告人的態度不好或不予配合,就對其采取逮捕措施。不僅給審判工作帶來被動,而且容易激化雙方的矛盾。

　　四是刑事部分判決后,民事賠償部分難以執行,案結事未了。由于審判人員在審判中對被告人采取強制措施的任意性和，造成被告人心理反差，抵觸對立情緒較大，本來可以調解或和解結案的案件，不得不判決結案。而被告人難于接受，致使附帶民事賠償部分難以兌現執行。

　　針對上述狀況，筆者建議，人民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改進：

　　一是要把好立案審查關。嚴格審查自訴 案件有關 刑事部分，如果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就不予立案;如自訴人堅持提起刑事訴訟，則裁定駁回起訴或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二是要做好立案后審理中的處理工作。如發現受案后刑事自訴案件不屬于本院管轄，應將所受理的案件立即移送有關部門處理;證據材料不足，不能證明被告人構成犯罪，就應宣告被告人無罪。更不能認為需要被告人賠償就盲目推定被告人有罪。

　　三是要極其慎重穩妥的采取強制措施。刑事自訴案件在審查核實證據的基礎上，確實認為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刑律，不采取強制措施不利于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或者產生不良社會后果，才可采取強制措施。同時要嚴格審批手續。

　　四是要注重調解，增強良好社會效應。刑事自訴案件多是鄰里糾紛，往往是小事釀成大禍，多方因素激化的矛盾，因而要多調少判，這樣一來有利于社會穩定，促使當事人化解矛盾，便于附帶民事賠償部分順利得到執行。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10

　　案件調查終結報告根據內容不同可以分為五類，包括擬予行政處罰的調查終結報告、擬不予行政處罰的調查終結報告、擬予銷案的調查終結報告、擬送其他機關處理的調查終結報告和其他終止調查的調查終結報告。相關程序規定對不同類型的案件調查終結報告有不同的內容要求。

　　辦案機構認為違法事實成立，應當給予當事人行政處罰的，應撰寫調查終結報告。

　　擬予行政處罰的調查終結報告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構成。其中，正文包括7個方面的.內容:

　　1.當事人的基本情況。

　　當事人是自然人的，應當寫明姓名、性別、年齡、身份證號碼、職業或工作單位、住所等情況。當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應當寫明名稱、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的姓名和職務等情況。

　　2.違法事實。

　　違法事實包括當事人實施違法行為的時間、地點、目的、手段，以及違法情節、違法所得、違法后果等一系列實際情況。記載違法事實，應客觀真實、內容全面、重點突出。

　　3.相關證據及其證明內容。

　　相關證據是指辦案人員在調查取證過程中收集到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計算機數據、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現場筆錄。既然是相關證據，就一定與案件事實密不可分，無論其是否有利于當事人。

　　證明內容是辦案人員對證據與當事人違法行為關聯性的分析論證。對于重大案件及證據較多甚至相互矛盾的復雜案件，在調查終結報告中說明證明內容非常必要，有利于辦案機構對證據的全面性、關聯性及證明力進行梳理，去偽存真，正確認定違法事實；有利于核審機構進行審查，以及最終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4.案件性質。

　　案件性質是指違法行為所屬的具體類型，如無照經營、虛假廣告、商標侵權或不正當競爭。這項內容涉及辦案機構對所調查違法行為的定性和認識，以及法律適用問題。

　　5.自由裁量的理由。

　　說明自由裁量的理由，即辦案機構在調查終結報告中說明其對所列違法行為原則上如何處罰，是從輕、從重還是減輕處罰，這樣處罰的理由是什么。在行政處罰案件中，辦案機構應該考慮當事人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及其主觀過錯情況，根據立法的目的、原則和相關規定，在職權范圍內決定是否處罰以及如何處罰。

　　6.處罰依據。

　　處罰依據即辦案機構擬具體適用的法律條文。需要注意的是，在調查終結報告中應具體寫明所依據法律的名稱和具體條文，不能籠統地寫成依據某法或者依據有關規定。在調查終結報告中寫明處罰依據，是案件法律適用正確的基礎。

　　7.處罰建議。

　　處罰建議即辦案機構最后對案件當事人提出的具體處罰意見，包括明確的行政處罰種類、幅度或數額。

　　除制作擬予行政處罰的調查終結報告外，辦案機構還應草擬行政處罰建議書，連同案卷交核審機構核審。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11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婚姻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離婚案件在民事案件的比重也逐漸提升。離婚案件的增多給家庭的穩定帶來了沖擊，而家庭又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這樣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更加突出，影響了和諧的社會秩序。基于此，筆者針對目前離婚案件進行調查，通過了解婚姻狀況，分析離婚案件突出的原因，從而提出相關有效的建議。

　　一、離婚案件調查情況

　　本次調查報告主要就我院20xx—20xx年5年內的離婚案件進行調查，具體調查情況如下：

　　（一）離婚案件占民事案件比例

　　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486件，其中離婚案件142件，占總案件的29%；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524件，其中離婚案件186件，占總案件的35%；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516件，其中離婚案件205件，占總案件的39%；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576件，其中離婚案件269件，占總案件的46%；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611件，其中離婚案件312件，占總案件的51%。

　　（二）離婚案件處理方式

　　20xx年：判決56件，調解79件，撤訴7件；

　　20xx年：判決48件，調解126件，撤訴12件；

　　20xx年：判決49件，調解144件，撤訴12件；

　　20xx年：判決76件，調解179件，撤訴14件；

　　20xx年：判決91件，調解197件，撤訴24件。

　　（三）離婚案件當事人年齡分布

　　20xx年：20-25歲35人，25-30歲72人，30-35歲24人，35歲以上11人；

　　20xx年：20-25歲42人，25-30歲94人，30-35歲32人，35歲以上18人；

　　20xx年：20-25歲69人，25-30歲95人，30-35歲23人，35歲以上13人；

　　20xx年：20-25歲84人，25-30歲116人，30-35歲36人，35歲以上33人；

　　20xx年：20-25歲137人，25-30歲114人，30-35歲人34，35歲以上27人。

　　（三）離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

　　20xx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占40%；

　　20xx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占45%；

　　20xx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占53%；

　　20xx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占65%；

　　20xx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占72%。

　　二、近年離婚案件的主要特點

　　（一）離婚問題日益突出

　　從離婚案件占民事常規案件的比例來看，離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并且在民事常規案件中的比例已經超過50%，說明當前離婚問題日益突出。

　　（二）離婚案件處理恰當

　　從離婚案件的處理方式上看，雖然判決案件數量有所上升，但是從其在整體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過調解方式處理離婚案件占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趨勢。這說明了在離婚案件中有效的貫徹落實了“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政策，有利于社會和諧，從而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三）婚姻低齡化

　　從離婚案件當事人的年齡分布來看，20-35歲年齡段的離婚人群較多。從20xx-20xx年間，該年齡段人群離婚數呈持續上升趨勢，婚姻出現低齡化。

　　（四）女性離婚比例攀升

　　從離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上看，20xx-20xx年間，女方提起訴訟要求離婚的比例持續攀升，至20xx年，女方作為原告的離婚案件已經超過70%。這也說明了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逐漸提高，及其法律意識的增強，更加注重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形成目前離婚情況的主要原因

　　離婚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受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習俗的和當事人的健康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從離婚的現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質卻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確已破裂。而導致感情破裂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感情基礎不牢靠

　　離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婦，他們婚前戀愛時間短，相互了解不夠，從而因為一時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結婚，婚后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溝通，考慮問題不全面而輕易離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輕人為例，他們接觸異性的機會大，父母無法在身邊監督，這樣的戀愛自由產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隨之而來的是“閃婚”、“閃離”。在社會調查中，離婚案件中婚前戀愛時間不滿一年的占19%，表示后悔草率離婚的占68%。

　　（二）經濟問題突出

　　婚姻是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則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一旦經濟基礎不穩定，那么家庭、婚姻也會隨之出現裂痕。目前，因為缺少充實經濟來源而離婚的夫婦越來越多，他們對于物質條件的需求也逐漸提高。這種類似于成本與收益關系的經濟活動，如果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很容易導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質量要求較高

　　由于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沖擊，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后成為泡影。人們過高的追求高品質的生活，卻又無法調和現實中的矛盾與沖突中，使得婚前婚后反差太大，而對婚姻失去希望，從而選擇逃避，選擇離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會地位低下，是社會中的弱者，今天，她們敢于發泄心中的不滿，集中表現因男方問題而導致離婚的情況顯著、普遍。離婚男性問題主要有大男子主義、存在婚外情、嗜酒賭博習慣、婚姻暴力等方面，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男性舊思想沒有轉變，視妻子為附屬品，從而在婚姻關系中不平等對待。隨著社會對婦女問題的重視，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們有權為自己做主，已經不需要通過自己的低聲下氣去換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對男人的種種罪行采取“零容忍”。

　　四、有關離婚案件調查的建議

　　經過對離婚案件的調查，我們應該以維持正常和諧的婚姻生活為己任，通過夫妻雙方的相敬如賓與司法部門的有效調解，減少離婚事件的發生率。對此，有以下幾條建議：

　　（一）避免草率離婚

　　婚姻并非兒戲，在產生離婚念頭的過程中，要全面進行考慮。婚后一至二年是最容易產生離婚案件的婚姻危險期，在這階段，雙方要多加強婚后交流、溝通，產生矛盾后要相互謙讓、包容，既要看到對方的優點，也要檢討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問題，就貿然辦理離婚手續，或許可以采用試離婚的方式。

　　（二）加強訴訟調解

　　作為司法機關，要清楚離婚案件始終，確保正常婚姻關系的延續，對此，要加強訴訟調解工作。

　　1、審查案件事實，找出案件爭議焦點；

　　2、傾聽當事人訴訟，找到當事人的問題結癥所在；

　　3、剖析當事人舉證材料，找出矛盾來源，分清過錯方；

　　4、通過講法律、講事實、講證據，化解當事人內心矛盾，以雙方言和為目的。

　　（三）加強司法宣傳

　　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應該充分利用電視臺、廣播等新聞媒體加強普法節目的宣傳力度，尤其是要做好《婚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的法律解釋工作，不斷深化人們對法律知識的了解，提高對婚姻的重視。司法部門要堅持開展“公正司法為民”的活動，通過庭審講法作為平臺，落實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貼近群眾，用人們聽得懂的語言闡釋法理，樹立人們對正確婚姻家庭觀念的理解，端正當事人的訴訟目的。

案件調查報告優秀 篇12

　　(一)調查目的

　　立足于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特別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與改革在研究整個中國司法問題所具有的特別意義上，基層社會和基層政府是整個中國社會和整個國家的地基，對于基層社會的治理一直是中國政府治理策略(社會綜合治理)的重點之一，基層司法構成我國司法制度的基礎和主體(法律規定基層司司法局以及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基層司法所管轄的法律援助案件為主要且經常的法律援助案件)。在司法專業化與司法民眾化的沖突/雙重困境中以及強大的訴訟積案壓力下，尋求建立為當事人提供充分、適當、可供選擇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為簡單、小額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務，亦即“獲得正義”(accesstojustice)是當代世界普遍面臨的重大課題。在中國這種城鄉差異、地區差異巨大并且不斷增大卻又實行單一制政府結構形式的大國，如何為占中國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層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提供符合其經濟、文化層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一方面直接關系到基層糾紛的解決和基層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也將影響到作為“標準模式”的訴訟結構是否能夠在我國社會里找到確實適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來這一重大問題，并最終影響中國在尚未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階段面臨后現代社會的沖擊能否作出適時適當的回應。

　　本課題所指的“基層”是以中國行政和司法建制為標準，指縣級層次上的縣(市、區)，以及它們的行政下級(鄉、鎮、街道辦事處)和司法派出機構(基層司法所)所轄的區域;本課題所稱的“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 ;本課題所考察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指設在鄉鎮(街辦)主要為本轄區的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服務的的組織。限于本課題的具體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們選取了在中國基層社會占據重要市場目前正面臨著或存或廢或發展或衰敗命運的基層法律援助中心和基層司法所為窗口，以考察和評價這個特殊群體為基層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務為切入點，觀察其在我國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同時通過考察在其沿革和演進過程中，與之構成職能交叉、隸屬或管理、或競爭關系的國家行政機關(司法局)、國家司法機關(基層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眾性自治組織(人民調解委員會)、社會性法律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從而透視我國整個基層法律援助體系的現狀和走向。這種定位的現實根據是，官方文字資料分析和實證考察結果都表明，中國基層至今為止并未明確或完全區分“司法”職能(及其主體)與行政職能(及其主體)、政府救濟與社會自治性救濟，而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上述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之間更是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糾結關系。

　　具體的調查目的又可分為以下幾個: 農村基層政府:這里的基層政府包括司法與行政兩部分，主要是指縣一級和鄉一級的政府機關和司法派出機構，主要調查它們在一些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作用與影響。

　　鄉土道德倫理:這里的鄉土倫理不僅僅包括費孝通先生的“無訟”、“差序格局”等，還需要具體的深入到農村進行調查分析，進而來看這些鄉土的道德倫理對于農民維護自己權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與基層政府運作的關系等。 本次調查將圍繞著農村的基層法律援助制度以及法律援助與基層政府以及鄉土道德倫理的關系而展開,主要調查農村法律援助制度實施的狀況,遇到的困難,基層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對于法律援助制度的態度,以及農村傳統觀念對于法律援助制度實施的影響等。

　　(二)調查方法

　　在課題給定的三天期限內，我們選擇以地方性文獻調查為基礎，對幾個有代表性的考察點進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援助的發展脈絡及其在所在地區的整個法律服務體系(包括基層法院、人民調解、仲裁、律師、公證等)中的位置，最后綜合運用不同路徑獲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證而獲得完整結論:

　　1、文獻資料的收集、閱讀和分析

　　基層法律援助事業從成立、發展、繁榮，到變革的命運。通過收集、閱讀和分析記載這一歷史演變過程的現有文獻。

　　2、實證考察與信息的獲取和使用

　　由于現有文獻資料所能夠提供的信息存在多方面的缺陷，資料的殘缺、籠統、抽象、以及資料獲得渠道的官方性和主觀性，都妨礙了對于目前法律援助站獲得全方位的了解。為此，我們在羅田縣選擇了1個考察點，進行深入、具體、微觀的觀察和解剖。這個考察點的意義并不在于它們的代表性或典型性(雖然它們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某些經濟、社會、文化背景基本相似的地區的典型特色)，而在于它們是整個中國基層法律援助站的縮影。我們希望在通過文獻資料了解基層法律援助站的全面的(全國的)、宏觀的和基本的(籠統的)狀況-特別是了解其發展的歷史脈絡-的基礎上，面對中國如此之大、法律援助站如此之多的背景，利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進行個體分析，也許能夠從差異性中找到中國基層法律援助站的某些共性，觀察中央政策和改革者的意圖在現實中得以執行、抑制或變異的程度和原因，從而為新的決策提供一個自我檢討的視角。

　　3、考察范圍

　　進行實證考察、獲得信息的渠道包括:研究對象，即鄉鎮司法所，行政主管機關即縣(或市)司法局(主要是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服務的主要場所(主要是競爭對手和改革者預期的替代者即律師事務所。)和作為法律援助主體的人民群眾。

　　4、考察路徑與方法

　　在中國的基層調查，必須正視被調查對象的文化素質不高和缺乏社會調查常識的現實，這種局限使我們限制了對書面調查方式的使用(比如問卷調查)，而更多依賴于面對面的直接交談(包括座談會和個別訪談)，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能形成互動式的交流從而保證對情況的真實而準確的了解，并使調查者能獲取很多寶貴的感性信息和附帶信息，但此種方式無法具有書面調查所具有的系統、面大和高效率的優點。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采用了綜合性的考察方法，并使信息之間相互印證，包括:閱讀當地文獻資料、座談會、問卷調查、實地/參與觀察、個別訪談、考察對象按照課題組的要求直接以書面方式敘事。

　　文獻資料是對歷史的現實表達和對現實的歷史記載。不過我們在使用文獻資料時進行了比較謹慎的分析，理由在于:此次調查的目的是反映一個基層政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現狀，這對于那些長期以來并不為社會、上級和和學術所關注的默默無聞的群體而言，在心理上是不排斥也勿須掩飾的，因而他們在提供書面材料上可謂是“傾囊相助”。然而這些年度總結報告是作為年度向上級反映工作成績的載體，所引述的大量數字可能存在水份。調查組曾專門就這些數字的統計方法詢問過有關職員，我們獲得的答復或者模凌兩可或有意回避，或者直白地告訴我們:這些數據并不都是真實的。因此，這些數據和根據這類數據獲得的官方全國性統計數字都不能成為形成我們結論的依據。然而，這些雖不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數字卻在某些層面上提供了發掘出真實、有用的`信息渠道或線索，至少，在中國各界統計數字(包括司法統計)都存在相似問題的狀況下，這些數據在評價法律服務所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相對位置和角色時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座談會是我們調查所采取的最主要方法。由該地區司法局組織的座談會，也邀請各個律師所的代表、負責法律援助的司法局官員或律師參加，由他們介紹本部門或本單位或本人的基本情況的過程中，調查組不斷插話，有針對性地提問，并啟發其他與會人員的積極討論。這種方式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從整體上把握被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并且由于與會人員一起討論，相互提醒、啟發、補充和糾正，形成對事物的全面而準確的認識。對于調查者的提問，常常在與會者七嘴八舌相互補充或糾正中獲得圓滿答案的，調查者則往往通過現場對提問的反應程度來判斷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程度。此外，我們在小范圍內的隨機性拉家常式的座談會-甚至在吃飯席間-所獲得的信息，往往能夠彌補正式座談會上沒有機會表達或不愿當著領導和同事的面公開提供的信息。

　　5、個別訪談

　　在通過座談會對被調查對象及其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觀點獲得基本和大致了解之后，我們隨機選擇了一些基層司法所個別訪談，特別是對從事過法律援助的司法所長的調查，主要是以個別訪談的方式進行的。不過，由于時間成本的限制和聯系當事人的難度，本次調查所進行的個別訪談對象的數量和類型都無法保證其代表性，所以個別訪談獲得的信息只能成為其他信息的一種印證。這種印證由于調查者直面消費者(實際上也正是本項目預期的行動對象)進行考察，因而對于項目結論的合目的性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