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
“人家說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說。”
“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
作為學(xué)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在30年代國立青島大學(xué)的兩年時間，我對他是有著深刻印象的。那時候，他已經(jīng)詩興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濃。他正向古代典籍鉆探，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鉆之彌堅，越堅，鉆得越鍥而不舍。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遠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1930年到1932年，“望聞問切”也還只是在“望”的初級階段。他從唐詩下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兀兀窮年，瀝盡心血。杜甫晚年，疏懶得“一月不梳頭”。聞先生也總是頭發(fā)零亂，他是無暇及此的。飯，幾乎忘記了吃，他貪的是精神食糧；夜間睡得很少，為了研究，他惜寸陰、分陰。深宵燈火是他的伴侶，因它大開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動不響，無聲無聞。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幾年辛苦，凝結(jié)而成《唐詩雜論》的碩果。
他并沒有先“說”，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績。
“做”了，他自己也沒有“說”。他又由唐詩轉(zhuǎn)到楚辭。十年艱辛，一部“校補”赫然而出。別人在贊美，在驚嘆，而聞一多先生個人呢，也沒有“說”。他又向“古典新義”邁進了。他潛心貫注，心會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樓”的主人。
做了再說，做了不說，這僅是聞一多先生的一個方面，作為學(xué)者的方面。
聞一多先生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作為革命家的方面。
這個方面，情況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為爭取民主的戰(zhàn)士，青年運動的領(lǐng)導(dǎo)人，聞一多先生“說”了。起先，小聲說，只有昆明的青年聽得到；后來，聲音越來越大，他向全國人民呼喊，叫人民起來，反對獨裁，爭取民主!
他在給我的信上說：“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他“說”了，跟著的是“做”。這不再是“做了再說”或“做了也不一定說”了。現(xiàn)在，他“說”了就“做”。言論與行動完全一致，這是人格的寫照，而且是以生命作為代價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給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說：“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張，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請傳觀。”
這是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他起稿的一張政治傳單!
在李公樸同志被害之后，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兇多吉少，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wù)，慷慨淋漓，并指著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
他“說”了。說得真痛快，動人心，鼓壯志，氣沖斗牛，聲震天地!
他“說”了：“我們要準(zhǔn)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zhǔn)備再跨進大門。”
他“做”了，在情況緊急的生死關(guān)頭，他走到游行示威隊伍的前頭，昂首挺胸，長須飄飄。他終于以寶貴的生命，實證了他的“言”和“行”。
聞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學(xué)者，熱情澎湃的優(yōu)秀詩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標(biā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