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小議辯論中有關量的邏輯問題

　　辯論與邏輯不可分割，辯論中的問題夾雜邏輯的問題。

　　在辯論場上時常聽到有的同學拍案而起，理直氣壯道：“對方的立場是一個全稱命題，要證明全部，而我方是特稱命題，只要舉出一個反例……..”此言差矣。

　　全稱還是特稱，這是一個問題。

　　首先，辨析兩個比較兩個相近的命題。“所有的中國人是勤勞善良的”與“中國人是勤勞善良的”眼看相似，實則不同。前者便是全稱命題，意即“所有”、“全部”，不管是否地痞無賴、流氓乞丐但凡中國人都是勤勞善良的，此命題明顯為假命題。而后者為真，至少在中國人的情感中我們愿意相信這是真的。此處“中國人”這個概念是集合概念，即把“中國人”作為一個集合來反映，相對于全稱命題中量的確定性和絕對性，集合概念中量是不確定和模糊的。而這種不確定體現在無需“一個都不能少”，換言之，即便有些中國人十惡不赦也不足以否認“中國人是勤勞善良的”為真，即構成集合的個體未必具有集合體的特有屬性。而這一結論的對立面為大名鼎鼎的“三段論四概念錯誤”。

　　辨析這兩個命題的原因在于，在界定辯題量的性質上，集合概念常常被忽視。而被忽視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全稱命題的特點——量項(所有、全部等)在日常表達中時常被省略，如“違法行為破壞社會秩序”是一個省略量項的全稱命題。可問題是，全稱命題的量項有時被省略不代表沒有量項的命題就是全稱命題!而大多數的辯題都沒有明確的量項，于是在實戰(zhàn)中辯手就堂而皇之地將此類辯題界定為“全稱命題”——未必!

　　切入正題，以“個性需要/不需要刻意追求”為例。對于沒有“量項字眼”的辯題，量的前提是不明確的，而需要根據本方的立場設置，但需在合理的限度內，此處合理的標準有很多，視辯題而定。設置無非假定兩種情況，其一沒有，其二省略。如果沒有量項，則辯題中的“個性”是一個集合概念，而集合概念是允許有“漏網之魚”的，所以雙方無需窮盡所有個性，但都要論證普遍性，即普遍的個性需要/不需要刻意追求，如同“中國人是勤勞善良的”也是從普遍意義出發(fā)的。從這個角度而言，要求對方論證全部，自己只舉個例，是有失偏頗，甚至是偏激的。

　　如果省略量項，則是全稱命題或特稱命題，即“所有或有的個性…….”。認為對方是全稱肯定，而本方是特稱否定，顯然是強盜邏輯。既然辯題沒有明確的量的限制，那么同樣的邏輯反過來界定，為什么不可以對方是特稱肯定，而本方是全稱否定呢?xx年，新國大對武大，辯題“以成敗論英雄是可取的”，新國大認為：有一點可取之處即為可取，而不可取即要論證所有都不可取。這個有趣的邏輯被余磊一句“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頂得啞口無言。即便正方退一步論證全稱肯定，反方同樣可以論證全稱否定，而非一定是特稱否定。反方論證特稱否定的邏輯在于：全稱肯定的矛盾立場是特稱否定。可問題是，雙方辯題的存在形式就只能是相互矛盾的嗎?雙方辯題如果是相互反對的，同樣是一種合理的存在形式，而全稱肯定與全稱否定即是上反對關系。

　　以上的霸王條款不僅在邏輯上不必然，在價值上更是不應該的，而價值應該從辯論賽的內在機理出發(fā)。辯論正義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必要立場的對等——一個以某種方式要求對方的辯手，不能認為對方在同樣的情況下以同一方式要求自己是不公平的。辯論在本質是要求雙方公平與平衡的，在不公平的背景中對抗，辯論會缺失平衡的美感。如果一個辯題在公眾語境下有很大的傾斜，那么這個辯題是失敗的。同樣的道理，如果雙方辯題本身的邏輯定位非常懸殊(除了辯題中有明確字眼規(guī)定外——如善必有善報)，一方論證全部，一方只舉個例，雙方的論證程度天壤之別，顯然是厚此薄彼，有悖公平。

　　更進一步說，世事無絕對，而對于辯論賽中經常討論的社會學命題，同樣是包容個案的。所以，全稱命題只是一種理念是的“全部”，在辯論的實踐中，是無需苛責也不應該苛責的。某些全稱命題只需像集合概念一樣論證到普遍性即可成立。既然凡事皆有例外，那么只舉個例就想證明觀點，不僅有悖常理，而且論證上毫無難度，使辯論會缺乏深度和意義。

　　辯論本身應該是寬容和虔誠的，如果八個20歲左右的青年人在場上肆無忌憚地宣言“所有”、“全部”之類的狂妄之語，確實是對人類文明的嘲弄。但是這種寬容，并不意味著放虎歸山，而是居高臨下卻不咄咄逼人的君子之風，游刃有余且將心比心的博大胸懷。或許，在當下充斥著霸王條款和強盜邏輯的辯論場上，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正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