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外人士座談會發言稿

　　“五一口號”是1948年經毛澤東同志最終修改，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通過，并由新華社在4月30日發布的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口號。“五一口號”共二十三條，但最重要的是第五條，即中共向全社會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中共的這一提議，迅速得到了社會各界和廣大民-主黨派的擁護和支持。其中1949年1月26日九三學社在北平的《新民報》上發表了《擁護中共五一號召與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九三學社在宣言中指出，“中共中央建議召開無反動派參加之新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是”，“同人等認為惟有循此途徑，始可導中國于民-主、自由、富強、康樂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實現”。

　　正是“五一口號”的發布及社會各界的響應，奠定了政治協商和組建聯合政府的基礎，奠定了民-主黨派參政和議政的基矗對“五一口號”的學習，我個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體會。

　　一、“五一口號”的提出體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需求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48年“五一口號”的提出和響應，體現了自1860年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需求。

　　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事件以后，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掀起了長達30多年的洋務運動。但1894年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洋務運動的失敗說明，僅僅有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經濟的現代化，沒有制度的現代化，并不能使中國真正實現現代化，并不能使中國真正強大。

　　甲午戰爭的失敗，加劇了民-族-矛-盾。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和光緒皇帝為代表的維新派發起了救亡圖存的戊戍變法，但由于沒有社會基礎，沒有人才基礎，加之變法操之過急，皇帝一日數詔，再加之各種歷史偶然因素交織在一起，變法僅僅103天就夭折了。戊戍變法的夭折，一方面，使維新派和開明派在當時的滿清政權中遭到了全面的排擠，滿清政權變得更加昏潰，最終竟上演了“義和團進京”、“攻打使館”和“向十一國同時宣戰”的千古鬧劇;另一方面，滿清政權徹底走到了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的對立面，直接導致了激進的辛亥革命。19xx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摧毀了舊的秩序，但當時整個社會在人才準備、社會觀念等方面并不具備建立新秩序的條件。正如國民黨的創始人和辛亥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宋教仁在19xx年所說，大家只知道破壞舊的秩序，但大家并不知道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新秩序，更不知道怎樣去建設一個新秩序。雖然辛亥革命后頒布的“臨時約法”和“天壇憲草” 現在看起來在條文和制度設計上仍然非常先進，但這只停留在字面上，在現實中根本沒有得到真正實施。相反，激進的革命后，國家陷入了長期的軍閥割據、動-亂和內戰。戊戍變法的夭折和辛亥革命后數十年的動-亂說明，僅僅有制度的現代化，沒有人才的現代化，沒有觀念和意識的現代化，同樣不可能有真正的現代化。

　　從19xx年的辛亥革命到1948年，中國已歷經了37年綿延不斷的戰爭;從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到1948年，中國已歷經了29年即近一代人的文化創新、觀念創新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培育與發展。1948年正當國共二黨的決戰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五一口號”的提出和積極響應，正體現了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中國社會及中國在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客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