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中歐大學演講《未來的路》

　　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我們需要一個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種理念框架。有效市場假定論把金融市場孤立看待，完全不考慮政治因素。這是一種曲解。像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后，有一個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條件。我的理念結構關系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學。我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歷史的一個分支。

　　二戰后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并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其傾側與不平衡是有意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組建的，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并且控制其理事會。這使處于該體系邊緣的國家比位于體系中心的國家處于劣勢。

　　該體系從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國控制。在布雷頓(bretton woods)會議上，盡管英國凱恩斯勛爵(lord keynes)提出了該體系的建議，但是是由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 懷特 (harry white) 具體操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從幾乎全面監管的體系變成了幾乎完全無監管的體系；這些變化由美國主導，而且所謂的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繼續引導這個體系。

　　盡管由華盛頓共識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平等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更平等”。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兩個等級層次 (two-tier) 的架構：能用自己的貨幣借貸的國家是該體系的中心，而借貸要由硬通貨之一來決定的國家是這個體系的外圍。如果某個國家遇到困難，可以得到援助，但條件很苛刻，這對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么該體系的維存則成為第一位的優先考慮。

　　這種情況在1982年的國際銀行業危機中第一次發生。如果債務國被允許拖欠付款，銀行體系將崩潰。因此國際金融權威機構聯手，采用了我當時稱為的 “合作出借體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貸國不得不滾動延續貸款(roll over loans)，使債務國能得到足夠借款支撐債務。最終結果是，債務國被推進嚴重衰退，拉丁美洲的發展因此被推遲十年，而銀行體系得以贏利而擺脫困境。當銀行建立了足夠的儲蓄時，這些貸款則被重新組合為所謂的布雷迪債券(brady bonds)，其余的損失由銀行銷賬。

　　1997年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但那時銀行已經學會審查貸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絕大部分損失不得不由債務國承擔。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模式：債務國受制于嚴厲的市場戒律，但如果體系本身受到威脅，規則通常暫停執行。其整體失敗將使該體系陷入危險的數家銀行得到保釋。

　　/2012年的金融危機與此不同，因為它起源于核心國，而外圍國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才被卷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的是一個新的任務 – 保護因核心國風暴而受影響的周邊國。該組織沒有足夠的資金，但其成員國很快聯合行動募集了一萬億美元。盡管如此，應對局面還有一定的困難，因為imf的設立是為了應對政府部門的問題，而這時信貸的短缺主要影響的是私營領域。但總的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承擔這一新的任務上做的相當出色。

　　國際金融權威機構應對這次危機的做法，總體上與過去一樣：救助將要垮臺的金融機構，實行貨幣及財政刺激措施。但這次危機要大得多，用同樣的辦法起初沒有奏效。對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敗，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金融市場實際上停止運轉，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維持器。這意味著政府被迫實際上是在擔保，不能讓其他可能危及這個體系的機構再垮臺。正是此時危機延伸到了周邊國，因為這些國家無法提供同樣有信譽的保證。這次東歐國家受創最重。處于核心地位的國家，用他們中央銀行的資金平衡表給這個體系注入資本，為商業銀行的債務進行擔保，而且政府為刺激經濟，赤字財政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