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勵志演講稿：在中西融合中發現使命
中國傳統的體系是以弘揚善和仁為主的。從春秋戰國孔子時代開始，到新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長歲月里，中國有一整套的道德價值體系，這套體系維護了社會的穩定發展，在當今中國人的血液里還存有這些東西。文革把所有傳統的東西都打碎了，浩劫結束后，也并沒有一個對這種體系的重建，中國緊接著進入了商業社會。
然而，進入商業社會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要有商業規矩。中國沒有商業規矩，名和利很容易成為人們唯一追求的東西。而且對于一個相對貧困的國家來說，進入商業社會，一定要經過一個“水與火”的年代，誰都擋不住。而中國的傳統道德又被毀掉了，致使人們沒有任何的心理底線。
而西方社會經歷過從工業社會到商業社會的轉變。當時，人們也拼命想辦法謀取暴利，最后慢慢變成了以人權、平等為主，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安全為主，允許人們賺的錢能夠保證其最低生活水準這樣一個標準為主，而這一切是靠法律來實現的。
如果從兩個社會系統來分析，中國是以道德治國，西方是以法律治國。那么可以看到，面向未來，中國以道德治國肯定是不夠的。不管中國的傳統道德恢復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國面向未來。因為我們現在不僅僅是在中國這個平臺上，而且是在整個世界的平臺上做游戲，需要有世界平臺的游戲規則。
我一直認為中國傳統的道德體系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現代中國對外開放以后，把西方世界體系性、法律性的東西吸收進來，所以未來中國將會是一個比較完美的社會發展形態。當任何兩種文明沒有任何障礙地結合的時候，繁榮就會出現，東西方的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
而如今，西方文化進入中國，東西方文化的結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現出一種平等的方式。中國人現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進的東西，包括西方的教育體系、金融規則等等。
在這樣一個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東方潛移默化地承擔了促進融合的使命。新東方不斷地把中國學生送到西方去學習，送出去的學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國外，但回來的人越來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經做得很成熟的人。現在，從中央政府，到各個大學的校長，不少人都曾經在新東方學習過，他們既理解中國，又理解西方，回國之后把西方最精華的東西與中國優秀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新東方并沒有專門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淺層次的交流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簡單地說，中國近100多年的歷史是一個由屈辱走向獨立和繁榮的過程。閎容、詹天佑去美國，魯迅去日本，鄧小平去法國。他們對西方只是一種直觀的感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這一批國家領導人或者科學家，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觀的東西和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帶回了中國。
我認為，中國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時代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而真正開始大批學生出國是從90年代初開始的。未來20年依然是中國學生的出國高潮。這次大融合所帶來的結果是什么？就是這些學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國，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東西帶回來，和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融合意義重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東方對于促進中西融合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從1990年到XX年期間，大量的中國學生是被新東方鼓動出去的。可以這么說，由于新東方的存在，中國留學生的數量至少增加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