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讀后感
第二，制度現代化。維新運動認為必須學習西方的制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但由于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封建社會，西方制度在中國遇到“水土不服”，出現了“國會縱火案”、“曹錕賄選”、“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觀念的現代化。五四運動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矛頭直指中國傳統封建文化。陳獨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學改造中國青年，使之成為新青年。魯迅直截了當批判封建禮教，并提出“拿來主義”。胡適更被看作是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五四運動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遭到文化保守主義的不滿。中國近代落后與失敗是傳統農業文明與新興工業文明碰撞的必然結果。
春秋戰國時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諸子百家的興起無疑是社會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緣何東周時期的社會動蕩會成就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發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對“諸子百家”的緣起作出解釋的是西漢史學家和文化大家劉向，后來經其子劉歆的繼承與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主要是說：在周朝“禮崩樂壞”之前，吏與師不分。
換句話說，政府各個部門的官員便負責把有關這一部分的知識傳下去。這些官吏和貴族諸侯一樣是世襲的。按照這個理論，當后來周朝皇室失去權力時，官吏們也失去了原來的優裕地位，而散落民間，他們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學生，傳授他們知識。這時，他們已經不是“官”，而成為“師”。就在教師與官吏分化的過程中，興起了諸子百家。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p28，新世界出版社，XX年），劉歆甚至將各家具體出自于何種官吏都作了細致的劃分，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守等等。劉歆關于各家來源的解釋和分類雖然有許多任意牽強之處，但是他在歸類的過程中充分觀察了政治和社會環境，其所運用的思維方式卻是十分先進的，故我們不妨把劉歆的理論加以修正：周朝時周王室——諸侯——庶民構成了其社會權力結構層次，而只有特權階級即周王室和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機會，正是這樣他們才能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主導，就是說他們當然地負起了引導社會知識文化發展的責任。然而當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時，社會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這預示著固有的政治權利結構發生重大的破壞，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諸侯由于戰爭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號，降為庶民階層；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專長或其他原因上升成為官吏，融入特權階層，社會學上將其稱之為社會結構性流動。
（易益典主編，《社會學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XX年） 各諸侯國為了強化其國力所實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會結構性流動的過程（事實上各國的政治改革都含有與“打破貴族世襲壟斷政治權力”相類似的舉措。著名的商鞅變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知識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間，包括貴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長服侍君王諸侯從而獲得世襲官職的官吏，這就是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禮失求諸野”。他們通過專門的知識或技能開館收徒，以維持生計，并游歷諸國以期達到其政治主張。他們不同的專長或者思想見解經過繁衍和發展逐步成為各種不同派別。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