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交往行為理論與翻譯中的角色定位

　　2.交往理性與翻譯

　　翻譯研究在工具理性的侵襲下，一直以來以制定機械的翻譯標準為主要目標，譯者則在工具理性的壓制下成為“譯匠”。 “這一觀念(技術理性)波及到人文社科領域之后，人們在翻譯研究中便制定出一系列的翻譯標準、原則、方法和技巧，并將它們奉為金科玉律，尊為亙古不變的定理和公式，從而使譯者在翻譯時的手腳受到了鉗制，主觀能動性也無法得以自由發(fā)揮。”事實上，翻譯是一種典型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行為，它的終極目的是促成一種獨特的交往，這種交往是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國家的人之間進行的。“人類活動的層面可以根據交往性活動的觀念來進行劃分，與其他種類的活動相比，交往性活動是為了達到意見的一致。”這也就是說，交往性活動是為了不同背景、不同意見的人進行交流，最終達成一致的看法。由于語言的障礙，這種特殊的交往需要有人來承擔橋梁的作用。譯者的作用就是進行語言轉換，由此達成不同語言、不同國家的人的交往。

　　哈貝馬斯在談到語言的轉換時說：“語言所發(fā)揮的是一種轉換功能：由于諸如感覺、需求以及情感等心理過程被轉移到了語言的主體間性結構中，因此，內在事件和內在經歷就轉變成了意向內涵，而認知則轉變成了陳述，需求和感覺則轉變成了規(guī)范期待。”譯者在翻譯中就是發(fā)揮語言的這種轉換功能，這種語言的轉換必然包含譯者的情感、個性等主體內容，因此不可能完全以外在技巧的標準要求和評價譯者。譯者一方面應當遵循翻譯的基本規(guī)范，方面不能忽視自己的交往主體的作用。“哈貝馬斯的語言觀是把言語視為言語行為，這個行為施行時，包括兩個部分，即施行部分和陳述部分。譯文只是陳述部分，其施行部分則是譯者的文化立場、目的性、審美傾向、個人偏好、譯文讀者對象的選擇定位等等。”翻譯的標準問題之所以長期糾纏不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只把翻譯視為單純的語言轉換活動，而忽視了施行部分即譯者的主體性。

　　因此，譯者作為交往過程的重要參與人，應當取得與著者和讀者一樣重要的地位。哈貝馬斯強調，在通過對話達成共識的過程中，對話參與者的利益均在考慮之列，雙方除了平等地探討真理之外，一切其他的思想動機都將受到排除。翻譯從本質上說應該還原為這種平等的對話關系，打破著者一譯者、讀者一譯者之間的主客對立的關系。譯者作為交往中特殊的參與者，享受與著者和譯者平等的地位，他的行為可以接受辯論與商榷，但卻不應受到任何外在規(guī)則的壓迫。因此衡量譯者的標準不應憑借以各種技巧為準繩的外在規(guī)則，而在于譯者的語言能否傳達著者的意見，同時又被譯入語的讀者理解，從而達成主體間的平等對話，達成理解與 “溝通”。“‘溝通’詞的基本涵義在于：(至少)兩個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共同理解了一個語言表達。”

　　譯者進行翻譯的終極目的是使外語讀者與原語著者之間達成溝通，也就是說，能否達成意見的溝通是譯者的根本任務，而非一味強求譯者運用統(tǒng)一的策略、規(guī)范的方法。譯者不可能只從語言規(guī)范上再現原著，譯者在傳達原著思想的同時必然帶有其主體情感。讀者也不可能只從語言技巧方面接受譯者，讀者所領會和接受的必然是帶有獨特的主體特點的譯者。這種差異永遠是翻譯的必然存在，與其盡一切努力壓制這種差異，不如以一種更為寬容的態(tài)度對待這種差異，使翻譯多元化，允許不同譯本的存在，使讀者從更寬泛的角度得以與著者對話。

　　(1)譯者與著者的關系。譯者是交往行為主體之一，必須擁有自己的主體地位。譯者應該還原自己主體的身份，也就是說，對譯者的評判決不能停留在 “技”的角度，作為翻譯的主體，譯者的個性、氣質、思想情感等主觀因素應當受到尊重。然而，肯定譯者的主體地位并不是以排斥著者為前提的。哈貝馬斯主張的交往基礎是主體間性，也就是說，各個主體應該以平等和諧的方式進行對話，單純地強調某個獨立的主體都不利于交往活動的實現。“哈貝馬斯則強調這種個體主體的社會性一面，并把社會理解作為個體理解的參照與檢驗，反對把交往主體視作與世隔絕，天馬行空，不受任何限制與制約的主體。”譯者既不應被看成機械的外在標準的實踐者，也不擁有隨意而為的絕對自由，而應當成為主動承擔橋梁作用的溝通者，那么評判譯者是否成功的標準不應是外在的、僵化的語言技巧，而應考察譯者是否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達成了有效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