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世說新語中魏晉風度對女性的影響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談道：“漢未士流，已重品目，聲明成毀，絕于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為吐屬則流于玄虛，舉止則故為流放，與漢之惟俊偉堅卓為重者，甚不侔矣。蓋其時釋教廣被，頗揚脫俗之風。”①魏晉時期的美是一種全方位、開放的美，不僅注重人外在的容止、形態;更注重人內在的品德、情操。魏晉風度所展現的是一次人與自然的交融匯聚，阮籍、嵇康風神高骨，陶潛清淡自然。通脫曠達的魏晉之風在當時女性身上也有體現，《世說新語・賢媛》篇中記載了二十三位女性，她們性情率真、節操可欽、見識超群、氣度不凡，以“賢”尊其德，以“媛”彰其雅，從姿容、品德、才情展現出魏晉這個自覺時代下女性的整體風貌。

　　內外兼修之美

　　魏晉時期玄學清談、人物品評成為風氣，人們在不斷發現自然美的同時，也寄情自然，以自然之美來比興自身。在《世說新語》中魏晉名士姿容秀麗，“濯濯如春月柳”“肅肅如松下風”。這時的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已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男性眼中的女性美已漸趨擺脫視女性為附庸和賞玩對象時所要求的那種外形美。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并游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清散郎，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濟尼的評論未見高下，但可見王夫人與顧家婦之美各有特色，都不是香粉膩脂的紅樓庸俗之美，而是自成風度，獨有神韻的優雅氣度。

　　魏晉女性器重“才與性”。《世說新語・賢媛》篇中的婦人聰慧精明，通情達理，洞明世事，富政治智慧。出身于宦官之家但相貌奇丑的阮姓女子與許允成禮交拜之后，許允一不進洞房，二不與婦語，“家人深以為憂”，后逢桓范來訪，許允婦知桓范必勸許允與其和合，結果恰如其所料。桓范走后，許允勉強入內，但未久即欲奪門而出。其妻抓住時機，與許允論理。許允問她：“婦有四德，卿有幾何?”其妻對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許云：“皆備。”其妻于是質問：“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德，何謂皆備?”許允理虧色慘，遂夫婦和合，相互敬重。②許允任職吏部而見凝于魏明帝，明帝欲問其“多用其鄉里”之罪，許允婦聞知后告誡其夫：“明主可以理奪，難于情求。”故許允見明帝，征引孔丘“舉爾所知”以為論據，據理力爭，說：“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明帝派人調查后，發現其所薦鄉黨“皆官得其人”，于是不加罪，反賜新衣于許允。許允婦料事如神，當許允未歸，全家嚎哭之時，她卻神色自若，云：“勿憂，尋還”，沒過多久，許允果如其言而歸。在后來許允犯事晉景王而入獄，鑒于官場人事繁雜，險詐多變，許允婦料其夫難免于死。她正在機中，神色不變，設法保全其二子免遭株連，終使一子“擢為尚書祠部郎”，一子為“幽州刺史”，榮耀繼續，光照門戶。她深沉多智，識見拔乎常人;氣度從容，練達無以復加。

　　還有一位令人嘆為觀止的智慧婦人就是陶侃母湛氏。陶侃“少有大智，家酷貧”，適逢同郡孝廉范逵前來投侃宿。“于是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仆甚多。”因此以什么來招待客人，對于湛氏母子來說是一個大難題，但湛氏的表現卻令人嘆賞不已!“湛頭發委地，下為二髻，賣的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諸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以此條觀之，侃母之豁達氣度，嘆絕古今，雖男兒也當自慚，豈獨有智算而已!也正因為湛氏能克己忍苦資給陶侃，“使交結勝己”，才有陶侃以后的平步青云。陶侃由此大稱賞于士族名流，所謂“(范)逵既嘆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在這我們見識了湛氏過人的智慧，也讓我們見識到了魏晉時人入仕道路的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