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高純化學試劑廠訴湖南長沙黃花國際機場航空運輸服務有限公司等航空貨物運輸合同糾紛

　　原告湖南高純化學試劑廠(以下簡稱高純廠)因與被告湖南長沙黃花國際機場航空運輸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黃花機場公司)發生航空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于XX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于同日受理后，黃花機場公司于XX年9月27日申請追加深圳航空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深圳航空公司)為本案的當事人，本院于同年10月31日通知深圳航空公司作為本案共同被告參加訴訟。深圳航空公司于XX年1月17日申請追加深圳機場(集團)有限公司為本案的訴訟當事人，本院于同年1月23日通知深圳機場(集團)有限公司作為本案共同被告參加訴訟。同日，因本案必須以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深寶法刑初字第46號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該案尚未審結。本院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定，裁定本案中止訴訟。同年7月21日，因相關案件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本院決定恢復本案審理。訴訟中，深圳市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機場公司)提出本案涉及的深圳機場航空貨站是該公司下屬的一個非獨立法人的營業機構，而深圳機場(集團)有限公司則是該公司的股東，之前法院所作出的相關法律文書深圳機場公司均已收到，因此自愿參加本案訴訟。經本院征詢意見，高純廠、黃花機場公司及深圳航空公司均表示同意由深圳機場公司替代深圳機場(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本院遂變更深圳機場公司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依法組成由代理審判員郭伏華擔任審判長，人民陪審員鄧曉陽、王桂枝參加的合議庭，于XX年7月26日、8月29日開庭，公開進行了審理。書記員佘嬋擔任庭審記錄。高純廠委托代理人劉堯廣，黃花機場公司委托代理人羅錚、熊健，深圳航空公司委托代理人張華、余蘭，深圳機場公司委托代理人孫紅琪、肖琳曉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高純廠訴稱：該廠于XX年8月10日16時19分與黃花機場公司簽訂了航空貨運合同，將5件毛重132公斤、凈重120公斤的銀粉交黃花機場公司空運到深圳機場。貨物交運后，高純廠負責人前往深圳提取貨物時，被告知貨物已于8月11日早上8時30分左右被他人冒充陳海龍憑航班號和運單號提走。此事件是由于承運人提貨手續不合法、不規范，未盡謹慎注意義務造成的，完全是承運人的過錯。黃花機場公司已違反合同，應承擔違約責任全額賠償高純廠的貨物損失286 800元。深圳航空公司與深圳機場公司應共同承擔賠償責任。

　　黃花機場公司辯稱：合同具有相對性，合同上的托運人并非原告，高純廠作為本案原告不適格。三被告之間是委托合同關系，責任應該由委托人深圳航空公司承擔。貨物的損失是托運人的過錯造成的，黃花機場公司不應當承擔責任。由于高純廠沒有向機場聲明貨物是貴重貨物，也沒有說明貨物是危險物品，即使要賠也是限額賠償，即按每公斤100元進行賠償。

　　深圳航空公司辯稱：該公司與高純廠不存在航空貨運合同關系，也不是第一承運人，不應成為本案被告。該公司作為承運人已經安全正點將托運貨物運至合同指定的地點深圳機場，并按規定將貨物交付深圳機場公司處理，沒有過錯和違約行為。高純廠將運輸方式、運輸時間、提貨人等重要信息透露給罪犯，且在與罪犯磋商過程中存在不當行為，對貨物的丟失存在過錯，應當承擔貨物丟失的不利后果。高純廠托運時沒有聲明貨物價值，應按照規定的責任限額進行賠償。

　　深圳機場公司辯稱：高純廠存在重大過失，泄露了有關信息，托運也未聲明貨物是貴重物品，不符合運輸規定。罪犯憑身份證與提貨單號提走貨物，該公司已經完全盡到了謹慎的責任和義務，辦理提貨時手續合法規范，不應承擔任何民事賠償責任。

　　經庭審，當事人舉證、質證，本院采納的有效證據包括：

　　1、高純廠提交的化學物品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王春明的身份證明及身份證復印件、陳海龍的身份證明、肖英健的身份證明及身份證復印件、王春明出具的證明、肖英健出具的證明、黃花機場公司貨運和快遞發票中的發票聯、抵扣聯、收貨人聯、深圳機場公司進港科證明、航空貨運單、請求賠償貨物損失的函及國內掛號函件收據、深圳市公安局機場派出所出具的情況說明、鑒定結論通知書;

　　2、黃花機場公司提交的航空貨物托運書、貨運與快遞記賬聯、貨郵倉單、報警案件登記表、地面服務協議、貨運和快遞發票中的空白發票聯;

　　3、深圳航空公司提交的深圳航空公司與深圳機場公司之間的地面服務協議、黃花機場公司出具的貨郵倉單復印件、深圳航空公司貨站出具的情況說明;

　　4、深圳機場公司提交的罪犯作案時留下的名片;

　　5、本院在審理過程中依當事人的申請從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檢察院刑事檢察二科調取的案件受理表、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刑事案件立案報告表、深圳市公安局機場分局的立案決定書、刑事案件破案報告表、綜合材料、呈請破案報告書、深圳市公安局機場分局的扣押清單、深圳市公安局機場分局對罪犯吳孝國及何榮的訊問筆錄、抓獲經過、吳孝國與何榮的身份證明資料、()深寶法刑初字第46號刑事判決書、()深中法刑二終字第166號刑事裁定書;

　　6、本院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證人王春明的證言。

　　經審理認定的證據，可證明如下事實：

　　XX年7月至8月間，案外人吳孝國、何榮(均已判刑)經密謀在深圳市寶安區公明街道合水口十三區以虛假的深圳市銀河實業有限公司的名義，與高純廠商談銀粉的購銷事宜，意圖騙取銀粉。其中吳孝國充當公司采購員蘇堯忠，負責業務洽談;何榮充當公司業務員，負責接發傳真。經吳孝國與高純廠法定代表人陳海龍商談后，XX年8月8日，吳孝國將擬訂的合同傳真給高純廠，約定以2 390元/公斤的價格購銀粉120公斤，發貨的同時匯款。第二天，吳孝國和何榮又將一份偽造的匯票傳真給高純廠，并催促高純廠發貨。高純廠將一份假的發貨單傳真給吳孝國，吳孝國看出發貨單是假的，就打電話給陳海龍說要取消生意。高純廠表示馬上發貨。

　　XX年8月10日下午16時19分，高純廠員工王春明接受指派，以個人名義到黃花機場公司辦理空運銀粉事宜。王春明按普通貨物向黃花機場公司交納了航空運費370元，燃油附加費26元，合計396元。黃花機場公司開出了湖南長沙黃花國際機場航空運輸服務有限公司貨運、快遞發票，并將其中的發票聯、抵扣聯、收貨人聯交給高純廠。發票上注明的始發站是“長沙”，目的站是“深圳”，托運人是“王春明”，收貨人是高純廠法定代表人“陳海龍”，提貨方式為“機場自提”，貨物毛重132公斤，費率為2.8，貨物品名是“銀粉”，并留下了王春明和陳海龍的聯系電話。收貨人聯上有“提貨注意事項”，其中第1條明確記載“收貨人憑本收貨人聯或其復印件和本人居民身份證或其它有效身份證件提貨;委托他人提貨時，憑本貨運單所指定的收貨人及提貨人的居民身份證或其它有效身份證件提貨。如承運人或其代理人要求出具單位介紹信或其它有效證明時，收貨人應予提供”。辦理托運手續時王春明沒有聲明貨物的價值。16時20分，黃花機場公司將該筆業務以132元的價格交給深圳航空公司實際承運。貨物運到目的地深圳寶安機場后，深圳航空公司將貨物交給深圳機場公司代為交貨。

　　在此期間，吳孝國利用高純廠傳真過來的假發貨單，推測出貨物運輸方式和始發站，打電話給黃花機場公司的機場發貨處，冒充高純廠工作人員說自己忘記了貨單號，騙得發貨處工作人員的信任，取得了涉案銀粉的航班號、提貨單號，并得知提貨單上指定的收貨人為陳海龍。吳孝國和何榮立即找人偽造了陳海龍的身份證、駕駛證。XX年8月11日上午8時許，吳孝國與何榮前往深圳機場公司提貨處以偽造的陳海龍的身份證提取了120公斤銀粉。當日晚，由何榮將銀粉賣至番禺，得贓款219 600元。

　　事發后，吳孝國、何榮已被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依法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經鑒定，涉案銀粉價值286 800元，但沒有追回任何贓物贓款。后高純廠向黃花機場公司發函要求該公司全額賠償未果，于是訴至法院。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一是本案原、被告身份是否適格;二是本案貨物被騙無法追回的責任如何劃分;三是賠償額如何確定的問題。

　　1、主體資格問題。黃花機場公司答辯稱托運人是王春明而不是高純廠，高純廠作為原告不適格;深圳航空公司答辯稱該公司不是合同當事人，不應成為本案被告，同時也對原告身份提出了質疑;深圳機場公司則提出自己是深圳航空公司的受托人。本院認為，王春明作為高純廠的工作人員，接受單位委派以個人名義將銀粉托運，該行為屬于為企業進行經營活動的職務行為，應由所在單位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現高純廠對王春明的代理行為予以認可，且生效的()深寶法刑初字第46號刑事判決書已經認定高純廠的托運行為，故高純廠作為本案原告是適格的。

　　《中國民用航空貨物國內運輸規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承運人’是指包括接受托運人填開航空貨運單或者保存貨物記錄的航空承運人和運送或者從事承運貨物或者提供該運輸的任何其他服務的所有航空承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對實際承運人履行的運輸提起的訴訟，可以分別對實際承運人或者締約承運人提起，也可以同時對實際承運人和締約承運人提起;被提起訴訟的承運人有權要求另一承運人參加應訴。” 在本案中，黃花機場公司是以本人名義與托運人訂立航空運輸合同的締約承運人，深圳航空公司是履行了空中運輸的實際承運人，深圳機場公司是提供該運輸的貨物保管和交付服務的實際承運人。雖然深圳航空公司與深圳機場公司沒有與高純廠直接締結航空運輸合同，但是在訴訟中黃花機場公司要求深圳航空公司參加訴訟，深圳航空公司要求深圳機場(集團)有限公司(后本院依法變更為深圳機場公司)參加訴訟，因此本案三被告均是本案的適格被告。

　　2、本案的責任劃分問題。黃花機場公司向高純廠出具的貨運發票收貨人聯中有提貨注意事項，已明確約定“收貨人憑本收貨人聯或其復印件和本人居民身份證或其它有效身份證件提貨”，雖然罪犯吳孝國、何榮持有偽造的身份證件，但未持有發票中的收貨人聯原件或者復印件，深圳機場公司在未進行相應核對的情況下即向罪犯發貨，以致損失發生，深圳機場公司應當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損失而輕率地作為，該輕率發貨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主要原因。黃花機場公司在吳孝國冒充高純廠工作人員套取運輸信息時沒有認真核實對方身份，從而隨意泄露了貨物運輸的航班號、提貨單號和提貨人姓名，該輕率泄露運輸信息的行為是貨物被騙受損的次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