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散文：一九七九，我的二十三歲

　　20xx年，央視各頻道曾熱播過題為《年輕不可看輕》(又名“我二十三歲”)的公益廣告，每當想起這則廣告，我的思緒便會回到五味雜陳的我的二十三歲時。

　　一九七九年是我的二十三歲。記得歌曲《春天的故事》唱道：“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確實，這一年不僅是共和國的又一個春天，也是我叩開理想之門的人生的春天。這一年，我在經歷鳳凰涅槃般痛苦抉擇，離開心愛的農場后，跨進了瘦西湖畔的揚州師范學院，邁入了美妙的人生之春。

　　其實，年初時我并未意識到這將是自己在農場的最后一年。那年一月下了兩場大雪，到處一片冰天雪地。然而這嚴寒并沒能按捺住全縣五大農場(縣種豬場、良種場，黃橋果園場、種豬場，馬甸養殖場)的知青對自己多舛命運的強烈抗爭。

　　一月初，受全國知青大返城高潮的影響，有一天下午上工時，有幾個消息靈通的知青悄悄議論說：“全國的知青馬上都要回城了，但我們農場知青卻不在其中。據說是因為我們已是國家農業工人，再也不能享受知青待遇了。”這個消息像又一場暴雪下在全場五十多個知青的心上，大家人心惶惶、議論紛紛，情緒一下跌倒了冰點。在人心思歸的情緒下，有人提議說，“我們應聯絡其他農場的知青一起到縣知青辦去問個究竟，提出我們的合理請求。”真是一語提醒了夢中人，大家立即結束了手中的活兒，集中到農場知青大樓會議室，商量聯絡及申訴事宜。喜歡打籃球的南京知青仲鋒此前曾去過縣良種場和馬甸養殖場，和那里的知青打過友誼賽，就主動提出去這兩個農場聯絡。剩下黃橋的兩個農場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聯絡員，正在大家一籌莫展時，我的中學同學，當時擔任場革會秘書的袁建中提醒我說：“你不是剛從黨校培訓回來嗎，應該認識果園場的知青吧，你就跑一趟吧。”那時，縣委黨校改名為縣五七干校，由縣城遷到了五十里外的果園場里。大家一聽齊聲附和道：“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我沒想到袁建中的腦子轉得這么快，突然將難題擺到了我面前，心里矛盾開了：要不要向場革會請示，曹主任會不會同意?我就悄悄地向袁建中說出了心中的顧慮，希望他先幫溝通一下，不想立即遭到在場同伴的冷嘲熱諷：“到底是團支書，覺悟高，紀律強”，“將來回城再不需要我們的選票了”。聽著這樣的嘲諷，我真是百口莫辯。捫心自問，從上中學到下放農場，我一直十分鄙視通過巴結領導獲取個人利益的行為。我甚至將自己定位為永不巴結權勢，自甘平民百姓的“賤骨頭”。不想現在卻成了同伴心目中的勢利小人，心里非常委屈。但想到以前他們曾毫不吝惜自己的選票，選我當團支書，選我出席全縣上山下鄉先進代表大會時對我的信任，就感到再沒理由推托不前了。我絕不能在關鍵時刻冷了對我寄予厚望的同伴的心，更不能做見榮譽就上，見困難就躲的縮頭烏龜。于是懷著一股不負重托的青春豪氣，我當即答應東進黃橋。

　　說走就走，我立即背著西天如血的殘陽，騎著我用兩年積蓄新買的永久牌自行車，登上了布滿沙石、顛簸不平、塵土飛揚的城黃公路，按著記憶中前兩次坐車去黨校的路線，向五十多里外的黃橋果園場疾馳而去。經過近兩小時的狂奔，在四周一片漆黑的初夜時分，裹著熱騰騰濕漉漉一身冬裝的我終于到達位于黃橋西北劉陳公社地界的黃橋果園場場部。

　　曾在黨校培訓班上同學的果園場知青團支部書記劉建忠聞訊趕來。當他得知農場知青身份被改的重大變故后，立即召集知青骨干，在知青集體宿舍昏黃的白熾燈下商量應變措施，并派兩人連夜騎上我的“寡婦車”(當時習俗，新車輕易不借人。為避免被借后超負荷帶人，車主常常卸掉車后的衣包架，故稱“寡婦車”)奔向黃橋種豬場知青點。直到半夜，我才在朦朧之中聽到他們成功返回的消息。

　　看著劉建忠干練果斷的指揮才能和知青們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我暗暗佩服黃橋知青身上散發出的老區人民的傳統作風，心中油然而生未負眾望的欣慰之情。兩年之前我與良種場朱曉進、果園場劉建忠及養殖場張星瑋四人踏著積雪從果園場步行到黃橋汽車站的場景又在眼前浮現。

　　那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我們四人作為各自農場的知青團支部書記，到縣委黨校參加了全縣共青團干部培訓班。培訓結束后，朱曉進(現為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本可以騎著他的自行車從河失公社抄近路回城的，但為了減輕我們的負擔，他硬是推著自行車，馱著四個人的行李，深一腳淺一腳地陪我們，跋涉在鋪滿皚皚白雪的從果園場到黃橋的雪地上，一直把我們送到黃橋汽車站。返城后的十二月底，我們又馬不停蹄參加全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先進代表大會，我們三個男知青被安排在縣委第二招待所的同一房間，就像回到了黨校培訓班上。為紀念這經歷冰雪磨礪的友誼，會議結束時，劉建忠贈給我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記本，還在扉頁上題了一首《卜算子·贈友人》。詞曰：

　　冰天雪地寒，情激數九離。為學馬列斗蒼天，笑迎紅日起。

　　干校結新友，同志加兄弟。廣闊天地共努力，春風遍大地。

　　劉建忠《卜算子·贈友人》手跡(1977年元旦)

　　這首激情四射的詞記錄了我們的青春友誼，道出了我們的美好希冀。眼前的劉建忠正以實際行動踐行著“同志加兄弟”的戰友承諾，令我感動不已。

　　翌日清晨，我先騎車趕回我場。到場時，仲鋒聯絡的良種場及養殖場知青代表已經趕到。不一會兒，劉建忠帶領的黃橋知青代表也火速趕到。于是全縣五大農場的知青代表歷史性地在我場會師。這是第一次相聚，也是唯一一次主題大聚會。

　　經過一晝夜緊張的討論和準備，第二天早晨上班后，五大農場的知青代表和離城較近的我場及良種場部分知青組成了一支幾十人的申訴隊伍，有的扛著紅旗，有的騎著自行車馱著同伴，有的用簸箕挑著申訴書、漿糊和刷漿糊的高粱秸把子，逶迤曲折地趕到縣城百貨公司(現鼓樓商場)北邊工商聯大院里的縣知青辦進行申訴。當時我們提出的請求是：恢復我們的知青身份，落實當初下放時對我們在招工、當兵、上學等各方面享受與下放農村知青同等待遇的承諾。

　　不料，我們的請求被知青辦負責人以“上級決定誰也無權改變”為理由嚴詞拒絕，這位負責人還警告我們說，“再鬧下去就處分你們，永遠別想回城!”這激起了全體知青代表的公憤。于是更多的知青涌向鼓樓街中心，他們有的張貼《我們要回家》、《告知青家長書》、《告全縣人民書》，有的向過往的群眾講述知青辦當初的承諾事項和今天的突然變卦，呼吁知青家長及市民群眾給予聲援和支持。

　　這次行動持續了大半天，感動了縣城百姓，聚攏了知青家長，驚動了縣革會領導，成了當日全縣的頭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