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huán)保局自我鑒定
在非編年史的意義上，人類世界的現代歷史運動發(fā)軔于西方，至遠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是以科學和民-主為兩大主題的，而歸根到底，是“人的發(fā)現”。作為劃時代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的人學實質，不在于一般性地發(fā)現了“人”，而在于它開始了真正關于“人的自我意識”。一方面，它把人從中世紀宗教神學的符咒下解放出來，在向古希臘復歸的行動中重申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它對古希臘形而上學的超驗意識進行了革命性清洗，第一次提出了主體性的要求。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現代西方文化中的神學的解體和形而上學的危機。與此相伴隨，通過啟蒙運動的強化，德國古典哲學進行了康德開辟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主體性哲學的建立)，并且以黑格爾的辯證哲學完成了這一革命。德國古典哲學是文藝復興人學主題的引申和終結。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被稱為辯證法的誕生地，向其中自我或自我意識是辯證思維的基本中介。在古典哲學所代表的終結形式中，文藝復興的人學主題被展現為在世界運動中的人的主體性原則和在主體性活動中的自我意識(個性原則)。就此而言，所謂“人的發(fā)現”，就是對人的主體性的肯定和對個性的高揚。 與文化的人學運動一致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新興和近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fā)展。當自我被確立為文化的核心范疇的時候，在現實的歷史運動中，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脫離了人生依附關系，擺脫了土地束縛的自由的資本主義開發(fā)者(甚至是海外殖民者)—一現代歷史的主體。自由的觀念首先是一個經濟學觀念，它前提性地包涵在商品交換的概念中，因為只有以擁有人生自由的個體存在為前提，商品交換才是可能的。可以說，正是自由的經濟學基礎，催發(fā)了自我意識的文化覺醒，而文化運動又反過來通過對形而上學和神學的革命為自我的歷史主體性提供哲學保證和藝術表現。神學的瓦解、資本主義的新興和自我意識的確立，是三位一體的運動，這一運動開始了世界文化一社會的世俗化進程，世俗化.對于作為現代歷史主體的自我，既是它的可能，又是它的危機。世俗化的雙重性根源于自我與神學的雙重關系：從神學的解放和無神學的沉淪。因此，自我的現代命運必然是悲劇性的。這種悲劇性使自找別無眩擇地投入歷史運動的無限展開之中，而向無限性的投入，正是現代歷史對于自我主體性的最本質的要求。在最根本的意義上，不是對于神學的反叛，而是現代歷史的無限性內涵導致了世界文化一社會的世俗化。因此，神學的瓦解反而是無限性的世俗化的結果。 二、未定的歷史與永恒的反叛
現代文化的反神學精神現實地展開為一場啟蒙運動。但是，在在現代文化的意義上，啟蒙并不是單純地消除愚昧，而是內在地包涵著破滅以神學形式固定下來的一切既定體系和制度的動機。“因為神話不是別的，而是現在東西的封閉的內在性關聯。”[2]可以說，啟蒙就是由歷史的既定(確定)性向歷史的未定性的革命性轉進，而且只有通過這一轉進，啟蒙才能完成它的反神學使命，才能把自我?guī)氍F代運動的無限發(fā)展進程中，自由、個性和發(fā)展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現代歷史所要求的獨立個性根本地包涵了對歷史未定性的認同。現代藝術作為現代史的先鋒行動，它表現的前所未有的解放意義，不僅在于它是個性的全面擴張，而且在于它對未定的無限可能性的追求和開拓。因此，現代藝術成為人類空前廣泛的試驗和努力。現代藝術的反叛風格和整個現代史的“發(fā)展意識”是統一的。在這個意義上，自我作為現代歷史的主體，既是被歷史地先驗地設定的，又是在歷史中必然地未定的。歷史先驗地設定了自我承擔現代歷史的使命，但是這使命本身在現代歷史運動中是未定的。這種未定性一方面形成自我最基本的生存情態(tài)，一方面構成了自我心理的無意識懸念。進入20世紀，這種悲劇命運的必然性產生了自我存在的本體論懷疑，因此，現代文化以現代主義的極端形式成為“我是誰?”的生存性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