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頌的演講稿
我們看到,在李大釗的整個理論構架中,既規定了中國社會改造的最終目標,即實現“經濟問題的解決”,同時也看到了達到這一目標的長期性與艱巨性。他不僅寄希望于通過“階級競爭”來實現社會組織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類精神進步的巨大作用。中國社會改造任務呈現出層次性和階段性,這樣的認識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靈活性、理論上的開放性,也使他對知識分子在社會改造中所擔負的角色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和肯定,他強調指出:“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于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正如馬克思所言:社會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而李大釗恰恰是根據中國的特殊環境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他并沒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評的把經濟因素當做歷史進程中唯一決定性因素的機械論的傾向,雖然在理論上,李大釗并沒有達到恩格斯提出的歷史發展“合力論”思想的高度去認識問題,但在實踐中、在心態上,李大釗卻與歷史發展的“合力論”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