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艾滋日記者會上的書面發言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

　　今天我來介紹一下中國艾滋病疫情，我所見所聞的真實情況。

　　遠在1982年有專家已發現艾滋病病毒進入中國。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報道了醫院血庫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醫師孫永德先生發現庫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衛生廳，河北省委，直至中央衛生部和國務院等有關部門。這些重要舉措，負責人民生死的父母官們置若罔聞，更沒有采取對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為了致富，大搞“血漿經濟”。

　　90年代“采血漿站”像春筍一樣，僅河南一個省，官辦血站200多個，私辦血站多不勝數。全國31個省市，沒有一個空白點，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傳播與蔓延途徑，加上各種離奇的宣傳：“賣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壓”，欺騙無知的農民蜂擁而上，前往血站賣血，把他們推向死亡之路。這個極為龐大的弱勢群體，染上了病程漫長（會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這些地方的醫騙子很多，弄得他們貧病交集。他們又沒有文化知識，沒有寫作能力，又不會說出道理，真可謂有苦難言。此時，官員們又使出幾件絕招，對艾滋病屬于“保密”范疇。壓制媒體對真實情況曝光。河南省為此開除、驅走了十幾名記者，阻止外來人進入艾滋村，調查了解情況，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兒，并打壓敢說真話的人，等捂蓋的措施。

　　因此，全國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閉了。十年、二十年過去了，迄今中國大陸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國內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實不然，全國還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區。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會診中我發現一個因子宮手術輸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輸的是血庫的血，我敏感的意識到庫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會只有這一個人，她全家特別是她丈夫沒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衛生廳官員的訓斥，他說“就你們大驚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見呢？”從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傳染，性亂傳播的說法產生了質疑。不久前聽說，中國艾滋病的感染途經與國外不同，主要來源于“血漿經濟”，而政府官員不敢承擔責任，掩掩蓋蓋，花樣百出，陰一套，陽一套，一切為了維護個人和集團的利益，保護自己的烏紗帽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時我開始了解艾滋病傳播的情況。

　　自1996年秋，我開始編寫印刷預防艾滋病的資料。十多年來共印出120萬份，發往全國各地。同時，我又編寫了七冊有關預防艾滋病的書籍，發往各地50多萬冊，共出版100多萬冊。這些費用包刮郵費和外出的旅差費共花去一百多萬元人民幣。這些費用都是來自各項獎金，稿費和我的私人積蓄。我從未接受過任何捐款。我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為處境險惡。1999年已發現當局對我很不友好。

　　XX年,對我進行監視，盯梢和跟蹤，同時監控我的電話。他們禁止我在大學講臺上作科普講座，包括艾滋病知識。

　　XX年,我開始救助艾滋病病人與孤兒，當局便禁止我接見記者，不叫我下鄉調查艾滋病疫情，不準許我出國領獎。

　　XX年，當局利用騙子把我告上法庭，雖然他敗訴了，但當局對我仍持反對的態度。

　　XX年年，美國為我頒發“生命之音”獎，當局阻擾我前往美國領獎，把我軟禁在家半個月。由于現任國務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國放行了。他們馬上找我，要我到美國后以高耀潔的名義成立基金會，被我拒絕了。來美國時仍有人監視我，封閉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氣哭了。

　　在美國住了一個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國，他們說：“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國，那里還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兒，他們需要我，我不忍心離開他們。抱著這種態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當局表面上對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還送我電器。其實不然，他們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裝了四個監視探頭，并且繼續監控我的電話，電腦和信件。

　　XX年年的一天，省政府來了一個大官，他說：“徐書記（河南省委書記）讓你寫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縣文樓村看看……領導說了,我們組織一個寫作班子,只用你的帶頭，指導，簽名……”

　　我一聽,其中大有文章,我當場拒絕了.三天后他又打個電話,我還是沒有答應寫這樣的書。

　　但我明白了，對我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們說假話來騙人。

　　2010年2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莉訪華，要求2月22日見我，當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達北京，20日派一個已經從中醫學院退休多年的黨委副書記趙芬莉飛往北京，通過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計我會住在曾金燕家，國保堵住曾家房門，不準任何人出入。其實我未住曾家。折騰了兩天她沒有找到我。

　　2010年3月底，法國駐華大使館一位女士來電話告訴我說：“法國給你發放婦女人權獎”。我說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領獎，到時我們再說吧。她說好。誰知上海的頒獎會推遲了一個多月。

　　5月6日早上，我的電話又被當局切斷。中午有朋友來接我，她說：“你走吧，又要出問題了。”于是中午飯也沒吃，就乘汽車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個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廣州，6月12日我住進了廣州郊區的明朗村，此處很偏僻。本來我只想住一段時間，和去年躲奧運會一樣，兩三個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同時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書稿發給出版社，否則我對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屬，特別是病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