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旗下講話稿：語文學習之路

　　滴水

　　探求語文學習之路，需要首先明確“語文”一詞的來歷及含義。著名教育家葉圣陶先生對此曾有過經典論述：“‘語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用中小學課本之時。此前，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一之。彼時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葉老是新中國語文界的權威，他的觀點左右了語文界三十年。改革開放后，文藝界百花齊放，語文界百家爭鳴，爭鳴的結果是把“語文”詮釋為多個并列式合成詞:“語言文字”“語言文學”“語言文章”“語言文化”等。新世紀誕生了《語文課程標準》，“語文”被明確定性為“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是說——語文既是語言文字規范(實用工具)，又是文化藝術。

　　作為文字規范，字的音形義辨識是語文，詞語的正確使用是語文，句逗標點語氣語調是語文，語法修辭邏輯表達也是語文；作為文化藝術，作家作品是語文，布局文風是語文，春夏秋冬四季更替是語文，東西南北風俗民情是語文，男女老幼性格紛呈是語文，崇高渺小積極消極也是語文……這樣看來，語文又是用來積累和開拓精神財富，不斷完善人格的學問。

　　語文博大精深，怎么才能學好這門功課呢？

　　就初中在校生來講，我們首先應該謹遵老師教導，潛心研讀課本，夯實基礎，練好基本功。古人云：“親其師，信其道。”只有信其師方能悟其道進而見其功，當然前提是老師必須以身示范，才高學深德厚。寫字始于臨帖，讀寫起于模仿，像方仲永那樣“未嘗識書具”即“書詩四句”且“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的天才只能在文學作品中找到。語文課本凝結著一代代專家學者及一線教育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歷經歲月沖刷不斷完善，它無疑應該是我們系統學習語文知識，培養語文基本素養最可靠最經典的范本。讀課本，我們學會了欣賞四季：“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是春的爛漫；“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是夏的熱情；“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是秋的豪邁；“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是冬的嚴寒……讀課本，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個啟迪人生的故事：七歲的陳元方，面對父之友人的無禮指責，據理回擊，“入門不顧”，讓我們明白：無論大人還是孩子，都需要得到尊重，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紀昌學射，射穿虱子之心而懸虱之牦不斷，得益于他遵從師意“學不瞬”、學視小如大視微如著的長期基本功訓練，他讓我們堅信：只要尊敬老師，勤學苦練就能練得真功夫；東吳名將呂蒙聽取孫權規勸，發奮讀書，才略大增，憑借實力，他為自己摘掉了“吳下阿蒙”的謔稱，也啟發人們：不要以工作繁忙為由疏誤學業……

　　奇妙的文字，描畫著美麗的畫卷，吟唱著優美的旋律，演繹著人生的哲理。但課本選文畢竟有限，僅畢其功于課本顯然不能將語文學得出神入化。

　　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得對：“如果學生的智力生活僅局限于教科書，如果他做完了功課就覺得任務已經完成，那么他是不可能有自己特別愛好的。”北大教授孔慶東，是孔子第73代直系傳人，從小學到大學，他的語文考試成績總得第一，他總結的成功經驗是：“我的語文本事主要不是從課本上得來，而是功夫在書外。”大量的課外閱讀，可以將課內學到的知識，融匯到課外知識中去，使課內課外相得益彰，形成立體的、豐富的、牢固的知識體系，進而形成能力。每周看作業，初四二班韓文軒同學的讀寫本是我非常喜讀的，他的字里行間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常常給我以啟發。上周他的一篇日記是這樣寫的：“魯迅先生是偉大的，可在民國有一群人并不遜于魯迅。隨著新中國成立與文化大革命，他們逐漸銷聲匿跡。這是一種思想控制，魯迅的被神化，是出于政治目的，這種現象雖然在任何時代和國家政治體制下都曾出現過，但在中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無異于一場文化洗劫，自此被冠以獨特的行為方式與思想，顯然它并不是有利于我們進步的。我在書店看了陳丹青的《荒廢集》中幾篇論魯迅的文章，我省悟了。”韓文軒同學的視角很特別，思考很深刻，這并非因為我的特別輔導，而是得益于他經常主動課外閱讀又在閱讀中養成了善于思考的好習慣。他的做法，不僅讓他受益，不知不覺間也惠及了他的同學。他的同班同學唐鑫在上周的日記里寫到：“今天去韓文軒家學習，他家的書可真多呀！我借了他一本《昆蟲記》，我問他有沒有《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他說有，明天給我。《哈克貝利·芬歷險記》是《湯姆·索亞歷險記》的后續部分，我以前看過一遍，但都忘了，現在又特別想看，我找遍了書城都沒有，這下可好，不用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