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網絡時代對后結構主義的追思
網絡時代對后結構主義的追思如下文
后結構主義對基于網絡的超文本理念的形成與發展起過不同凡響的作用。克里絲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德里達論述了解構閱讀的特點，巴特預言了理想化文本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后來基本都由科技工作者通過電子超
文本網絡加以實現。后結構主義以“互文性”為核心的理論主張打破了關于原創性的神話、深化了人們對于文本特性的認識，并啟迪人們去探索新的文本空間。“互文性”觀念本身也為后人所發展。
由于光盤技術及萬維網(www)的廣泛應用，電子超文本正在迅速深入我們的生活。它既是一種新技術，又代表了一種新理念。這種理念與后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對此，超文本理論家公開予以承認。蘭道便指出：超文本與晚近文本及批評理論頗多共同之處。超文本重新提出了巴特和德里達關于作者、讀者及他們所閱讀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設;為超文本提供了標志性特點之一的電子鏈接，也將朱麗亞·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的觀念具體化了。超文本的觀念成型與后結構主義的發展幾乎同時，但它們的會聚并非僅屬偶然，因為二者都源于對印刷書籍和層系思想這類相關現象的不滿。[1]波斯特也認為：“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價值在于，它非常適合于分析被電子媒介的獨特語言特質所浸透的文化。”[2]這種理論價值的重要體現之一，便是關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譯“文本間性”)的主張與實踐。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一詞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為在編織時加以混合。在文學理論中，“互文性”是一個專門的術語，意指通過歸因發現某一文本(或意義)是從其它文本(或意義)中析取或據以建構的。它著眼于特定文本(或意義)與其它文本(或意義)的聯系。互文性是廣泛存在的。兼綜諸說的教材或旁征博引的史書固然頗富互文性，即使是號稱“獨創”的文學作品，同樣依靠互文性來建構與展示自己的內涵，用典就是訴諸互文性的常見手法之一。當然，互文性并非單指文本之間的關系而言，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同樣是改變與影響文學實踐的重要因素，讀者先前的閱讀經歷、知識儲備和在文化環境所處的地位也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性。互文性雖然廣泛存在，但學術界公認它作為術語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克里絲蒂娃發明的。
朱麗亞·克里絲蒂娃(juliakristeva，1941-)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家、語言學教授、符號學家、小說家與修辭學家，歐美學術界知名的學者。她于1964年從保加利亞來到巴黎攻讀博士學位，自此定居于法國。1968年，她加入了左翼學生運動。1973年獲得博士學位，學位論文于1984年以《詩歌語言中的革命》為題出版。1974年起，她在巴黎大學擔任語言學教師，并不時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課。她的學術生涯是從語言學開始的。其后，她吸收了弗洛依德與拉康的演說，變成了精神分析學家，但又將這些先驅者的學說與后現代語境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出版的著作涉及符號學、文學批評、心理分析、哲學、政治學、神學，以至于半自傳體的小說。克里絲蒂娃曾以其學術貢獻獲法國政府獎勵。
在《詞語，對話與小說》等論文中，克里絲蒂娃試圖打破關于文本系由作者所規定的傳統觀念，主張一切能指系統都是由它們對先前能指系統的變形方式所界定的。文本并不單純是某一作者的產品，而是它對其它文本、對語言結構本身的聯系的產品。根據她的看法，“任何文本都是作為引文的馬賽克被建構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鑄與變形”
上述即是網絡時代對后結構主義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