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堅毅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精選3篇）

中華民族堅毅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 篇1

　　當前，要緊盯對中央決策部署空喊口號、拒不落實的錯誤典型，通過嚴查形成震懾，讓形式主義的碩鼠游不動、早離開。

　　日前，筆者與父老鄉親拉家常，他們對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贊不絕口，對整治“四風”等頑癥堅決擁護。一位鄉親感慨地說，形式主義就像村后山丘里的碩鼠，長得毛茸茸、油光光的，它們根據一年四季氣候變化，在山丘四面坡上游來游去，糟蹋莊稼不肯離開。把形式主義比作游而不離的碩鼠，既形象風趣，又點明了其容易反復的特點。

　　所謂形式主義，《現代漢語詞典》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形成的一種反現實主義的藝術思潮，主要特征是脫離現實生活，否認藝術的思想內容，只在表現形式上標新立異。至于“喜形式”和“擺形式”，那就由來已久。《墨子》有載：“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資治通鑒》中還講了一個“擺形式”與“看形式”的故事，說隋煬帝時，每年在洛陽設百戲場，西域常有人來參與交易，為在西域人面前顯擺中原大地的富饒，隋煬帝下令所有酒食店招待西域人吃飯不得收取分文，并命人將集市上的樹木用錦帛纏飾。可誰知西域人偏偏指著錦帛發問：“中國也有貧者，衣不蓋形，纏樹何為?”

　　“形式主義害死人”，毛澤東指出的這一長鳴警鐘，涵蓋黨內、軍內、革命和戰爭、文化傳播以及日常工作等方面，在不同發展階段體現著不同內容，表現出不同風格。例如，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后，他主要集中在對形式主義工作方法的批判上。針對會議中存在的形式主義，毛澤東指出：“每次會議要有充分準備，要有中心內容，要切切實實討論工作中存在的為人民所關心的問題，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當作一件大事去辦，否則將損害黨的政治威信。”損害黨的政治威信，真可謂一針見血。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正如指出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格格不入，是我們黨的大敵、人民的大敵。”

　　形式主義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黨的xx大以來，中央“打虎”“拍蠅”“獵狐”，出臺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狠剎“四風”，大力“滅鼠”，取得顯著成效。但形式主義具有頑固性和變異性，一些黨員、干部因私心雜念作怪，導致形式主義變種出現：有的抓理論學習，片面追求聘請知名專家的“高端”和形式上的完美;有的做工作重包裝輕實效，一項工作剛起步就急于總結成績、宣傳典型;有的熱衷于與下屬單位簽訂責任書，將責任書作為自己的“免責牌”;等等。

　　諸如此類的形式主義新表現恰似游而不離的碩鼠，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條。

　　理想信念缺失，抓學習重“形式”輕內容。縱觀黨的xx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通報的各類違紀違法案件，絕大多數落馬官員存在理想信念缺失、大搞形式主義等問題。那么，理想信念缺失與形式主義之間有沒有必然聯系?一些黨員、干部抓學習形式大于內容，片面追求高大上而不問實際效果。有的甚至把學習黨的理論作為“門面”工程，書柜里的馬列著作從未認真讀過，只是作為裝飾品，個人學習體會文章多為下屬操刀代筆。學習上走過場、搞作秀，理想信念“總開關”就會銹蝕松動、跑冒滴漏，思想就會趨于庸俗化，作風就會華而不實，進而大搞形式主義。

　　功利主義作祟，抓工作重“政績”輕實干。形式主義是黨內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必須從堅持政治原則、嚴明政治紀律的高度來整治。對此，大多數黨員干部頭腦清醒，行動自覺。然而，有的領導干部卻擺不正名利在心中的位置，眼睛迷離、腳步漂移，抓工作重“政績”輕實干，大搞“政績工程”。用老百姓的話講，一些領導干部為群眾辦實事、做好事往往是“景大于戲”，實則是個人撈功名、謀“福利”。例如，有的貧困縣領導干部為了出“政績”、擺“功勞”，不顧實際大拆大建，影響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主義。一些縣市領導干部喜歡在自媒體上秀“政績”，無非是今天開了什么會、明天去哪里檢查。把個人分內的事、必干的活吹成“政績”，讓人看后真不知說什么好。

　　宗旨意識淡漠，抓責任重“效應”輕擔當。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離不開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當前，黨的干部隊伍整體上是好的，對黨絕對忠誠，為人坦蕩干凈，干事敢于并善于擔當。但也有少數黨員干部在工作中重“效應”輕擔當，表態多調門高、行動少落實差，不愿意做具體工作，不善于解決實際問題。這種熱衷于搞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的做法，與黨的性質和宗旨格格不入。黨員干部要樹立強烈的宗旨意識、擔當精神，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到矛盾“窩里”去化解矛盾，踏踏實實為人民群眾做實事、解難題。

　　我們要以永遠在路上的態度和決心馳而不息地整治形式主義。當前，要緊盯對中央決策部署空喊口號、拒不落實的錯誤典型，通過嚴查形成震懾，讓形式主義的碩鼠游不動、早離開。

中華民族堅毅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 篇2

　　內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對于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義。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產業結構優化、企業競爭、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完善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緊迫要求。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對全要素生產率提出要求，凸顯出這一指標對于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意義。正確理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和要求，有助于找準改革關鍵領域，更好推動高質量發展。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經濟史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一國經濟發展成敗。我國改革開放前后發展績效的對比，也顯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作用。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提高勞動生產率即單位勞動投入創造的產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質量及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標具有高度綜合性，可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同時還應看到，全要素生產率能夠更好兼顧高質量發展的目的與手段，提供了可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途徑。我們可以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種途徑認識二者之間的關系。

　　一是提高資本—勞動比。通過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機器設備可以提高資本—勞動比，進而提高每個工人創造的產值。然而，提高資本—勞動比是有條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過快，超過了勞動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會出現投資回報率下降，結果反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下降，普通勞動者工資加快上漲，很多企業傾向于使用更多機器設備。但在一些企業，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條件沒有相應提升，反而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經濟學家通常用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提高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但勞動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顯著提高需要經歷較長時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高校擴招為代表的教育大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教育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在1990—20xx年、20xx—20xx年和20xx—20xx年三個時間段，我國25歲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分別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見，人力資本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雖然顯著，卻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實現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家在分解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時發現，資本、勞動、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并不能完全解釋產出的增長，因而把生產要素貢獻之外的那部分增長源泉歸結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例如，我們對1978—20xx年的平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進行分析，發現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這3個生產要素變量只能解釋增長率的76.1%，余下的23.9%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條件下、通過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這些要素實現的，因此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我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與人口轉變的一個特殊階段相重合，這期間的人口變化特征是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非勞動年齡人口則近乎零增長。這種“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的人口結構開啟了一個機會窗口，分別從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回報率、勞動力充分供給以及資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創造了人口紅利，并通過改革開放轉化為經濟高速增長。隨著20xx年以后勞動年齡人口轉向負增長，人口撫養比提高，傳統人口紅利加快消失，生產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因此，我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不斷邁上新臺階，就必然要轉向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主要途徑的高質量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

　　借鑒發展經濟學研究成果，總結發展中經濟體推動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可以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

　　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伴隨經濟增長發生的產業結構變化，是遵循生產率提高的目標和順序演進的過程。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產業進入高生產率產業，可以提高整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很多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過程的計量分析也表明，在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xx年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貢獻合計為56%，而其余44%的貢獻便來自于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重新配置。

　　企業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市場競爭機制下，有競爭力的企業生存壯大、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萎縮消亡能夠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會更多地從產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發達國家則更多地從企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在一些發達國家，企業的進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可高達1/3到一半。

　　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研究發現，創新會帶來規模收益遞增，企業能否擴大規模進而獲得更多的生產要素等資源，在根本上取決于其創新能力。這就意味著，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用非市場競爭的方法擴大企業規模或者人為挑選贏家，都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相背離。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

　　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視角認識全要素生產率，為尋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恰當抓手提供了有益啟示。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正是圍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改革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完善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構建和維護使市場“無形之手”充分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在宏觀層面，應建立以鼓勵企業創新和提質增效為導向的市場激勵機制。在微觀層面，政府無須尋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為挑選贏家。政府不能缺位也無法替代的職能是營造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允許自由進入退出的公平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環境。相關改革包括改善營商環境，消除經營許可和要素獲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規模歧視，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地方保護等。

　　消除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其中，戶籍制度改革紅利最明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可以促進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領域向高生產率領域轉移，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研究表明，從勞動力流動中每獲得一個百分點的全要素生產率改進，可以實現同等幅度的經濟增長率提高。

　　在繼續加大技術研發和教育培訓投入的同時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任何時候，技術進步都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資本除了直接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源泉，還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必要條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政策機制。如果各項經濟政策分工不清晰、運作不協調，財政、貨幣政策等短期調控政策在執行反周期職能之外，被賦予刺激中長期經濟增長的產業政策職能，往往會造成杠桿率高企、產能過剩等問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市場選擇贏家的資源配置原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有利于從目標和手段上把財政、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區分開，使其各司其職、協同配合，更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中華民族堅毅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 篇3

　　一部五四運動史就是一部中國人的精神成長史。重大歷史事件不僅在其所處時代釋放出巨大的實踐力量，而且能夠跨越時空給人以精神感召、促進人的精神成長。五四運動集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偉大社會革命運動、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于一身，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五四運動有如一座精神上的高峰，其在實踐基礎上形成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內核的五四精神，不斷錘煉中國人的愛國品格、更新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形成中國人的現代意識并激勵中國人的自主求索。

　　由“被動”到“主動”：五四運動激活中國人的精神自主性

　　精神自主是人格獨立的重要標識，也是一個民族、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體現。一國之國民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風貌，一國的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才會擁有無限活力。五四運動在精神領域的首要功績，便是使中國人擺脫封建的、糟粕的、“拿來”的思想觀念之桎梏，使自主精神充盈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五四運動激活中國人的精神自主性，首先體現在國人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求索當中。自1840年以來，中華文明遭受了千年未有之危機，民族與國家的興衰存亡箭在弦上，諸多鼓吹文明優劣的論斷充斥著當時的輿論界，“中國應走向何方”成為困擾國人的難題。五四運動的爆發及其演化，使先進中國人深刻認識到：中國道路的前景在于走出一條有別于以往所有改良、革命道路的全新道路，即從新民主主義發端并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中國人的實踐創造與自主奮斗下，百年來創造出巨大的人間奇跡，這充分印證了中國人的精神自主與實踐自主是相伴相生、相輔相成的。正是有了五四運動的實踐自主，中國人才逐步生發出對于道路選擇的精神自主;而正是擁有了精神自主，中國道路的發展才愈發充滿活力，進而邁向光明前景。

　　五四運動激活中國人的精神自主性，關鍵表現在中國人的民族主體意識、歷史主體意識的確立。歷史唯物主義深刻揭示了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演化進程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五四運動從實踐上有力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與科學性，充分驗證了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充分肯定了確立人民主體意識的必要性與正當性，這對人民群眾把握自身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確立民族與國家的主體意識具有重要推動作用。五四運動在中華民族陷入沉重危難的歷史時刻爆發，其傳遞出的群眾力量、民族力量，使得中國人愈發認識到維護民族尊嚴、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獨立的緊迫性。正是在五四運動鼓舞下，先進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民族主體意識、歷史主體意識不斷增強，正如所言，五四運動“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

　　由“自我”到“他者”：五四運動提升中國人的精神包容性

　　隨著五四運動的持續推進，中國人重新認識中華文明與世界各文明之間的關系，對各文明之優長進行肯認與采補，同時也不陷落于文明自卑情緒，一種全新的文明觀與交往觀逐步形成。

　　五四運動提升中國人的精神包容性，主要體現在正確認識“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之上。五四運動期間，中國人對東西文明之關聯與差異、“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進行了再認識，逐步擺脫封建統治留存的“天朝上國”之迷夢。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中點明：“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于其間。”實際上，這與所指出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具有內在一致性，可見中國共產黨文明觀的一脈相承與歷史發展。從更為深遠的意義上看，五四運動的持續發展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不斷被澄清，正確的文明觀被先進中國人運用于文明交往互鑒過程中，中華文明方能在歷經近代劫難之后煥發新生。

　　五四運動提升中國人的精神包容性，還體現在中國人以一種自覺、自信的精神面貌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不斷侵略下，許多中國人將“他者”之優長過度夸大，乃至于認為中國的發展方向就是“全盤西化”。巴黎和會戳穿了帝國主義精心粉飾的謊言，一些曾經奉西方文明為圭臬的中國人如夢初醒。在五四運動所處的時代，人類各文明的交往日益密切，但這些交往并非全是和平之狀態，往往帶著“血”與“火”的罪惡，以及非正義的利益訴求與殖民企圖。一部分先進中國人開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正確的歷史觀、文明觀看待世界，形成了一種文化自信基礎上的精神包容性。這種精神包容性既注重“各美其美”，更強調“美人之美”，其最終方向便在于“美美與共”。這種精神包容性歷經不斷傳承，在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進程中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由“傳統”到“現代”：五四運動增強中國人的精神豐富性

　　李大釗熱切期盼“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徑路，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包容覆載那些殘廢頹敗的老人，不但使他們不妨害文明的進步，且使他們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嘗嘗新生活的趣味”。從傳統到現代，是生活樣式的更迭，更是一種文明發展新進路的歷史性生成。五四運動有力推動著社會生活與文明的變遷，中國人的精神豐富性也伴隨這一變遷進程的推進而逐步增強。

　　五四運動增強中國人的精神豐富性，首先體現在中國人的精神資源不斷趨向豐富。五四時期，西方思想觀念的傳入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軌跡，文化的現代轉型成為擺在國人面前的一道難題。在新文化運動初期，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的文化轉型傾向帶有否定自身文化的片面色彩，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的積極、進步意義。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五四運動后中國文化的歷史嬗變，指出此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的確，在五四運動之后，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的揚棄之下，呈現出創造性轉化的新曙光。這樣一種揚棄，舍棄了中國文化的糟粕成分，留下了中國文化之精華。與此同時，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內在支撐，先進中國人告別了對西方文化、西方現代化頂禮膜拜的片面態度，以一種全新的、辯證的態度去吸納西方文化之優長。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的精神豐富性得以提升。

　　五四運動增強中國人的精神豐富性，關鍵體現在馬克思主義構筑起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五四運動后，中國文化的性質實現了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性轉向，而文化性質的變化與社會性質的變化是內在一致的。五四運動作為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歷史轉向，其特征表現為從碎片化、分散化、邊緣化的傳播轉向整體性、集中性、主導性的傳播，由此馬克思主義在構筑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發揮著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在五四運動后，越來越多的進步刊物、研究團體、出版著作深入傳播馬克思主義，與此同時，先進中國人還將馬克思主義與革命實踐內在地結合起來，使其能夠在革命實踐中不斷證明與釋放其自身的生命力。在五四運動磅礴偉力的證明下，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科學性與人民性愈發為先進中國人所熟知，其理論的徹底性、內容的整體性、思想的豐富性深深烙印在先進中國人的心中。此后，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沿著“五四”的軌跡，逐步從傳統走向現代，并不斷趨于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