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萊》

皮科屬于文藝復興中期，他在著名的演說《論人的尊嚴》(1486)中高度歌頌人的尊嚴和價值。蒙田屬于文藝復興晚期，他針對皮科的演說寫了著名的文章《為雷蒙·塞邦辯護》。他認為人是可悲而又可鄙的生靈，甚至不能主宰自己，卻膽敢自命為宇宙的主宰和君王。由此他提出自己的座右銘：“我知道什么呢?”“假如我們連自己都不知道，我們還能知道什么呢?”他強調研究自我，確認自己的本來面目。蒙田和皮科的意見是相互對立的，然而又是相互補充的。

他們的爭論屬于同一人文主義思想的范疇內，全面地塑造出既偉大又渺小、既高貴又卑賤的“人”的形象。

哈姆萊特是與蒙田的思想相近的人文主義思想家，是強調人的卑微和渺小因而主張“認識自我”的思想家。作者通過他既贊頌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又揭露了人性中“惡”的一面。

《哈姆萊特》的藝術風格——《哈姆萊特》突出地表現了莎劇多情節、多線索的結構特征。該劇有三條復仇情節的線索交織在一起，以哈姆萊特為父復仇為主線，以雷歐提斯和福丁布拉斯為副線，三條線相互聯系，又彼此襯托。在復仇情節之外，劇中寫了哈姆萊特和奧菲利婭之間的不幸愛情；哈姆萊特與霍拉旭之間真誠的友誼及羅森格蘭茲、吉爾登斯吞對哈姆萊特友誼的背叛；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一家父子兄妹之間的關系。所有這些又都起著充實、推動主要情節的作用。

戲中沖突的展開是以交替的原則而向前發展的。先是哈姆萊特略占上風，接著克勞狄斯作出反應；哈姆萊特挫敗奸王刺探，并成功試探國王，國王將他流放國外，并設計殺死他，這又是兩方交替占領上風的較量。這種振蕩運動的結果常伴隨著希望和恐懼的交替，使觀眾深深地為戲劇情節所吸引。

該劇的悲劇沖突是建立在性格沖突之上的，性格產生了行動，行動導致了沖突，沖突導致了流血，終至造成悲劇。哈姆萊特嫉惡如仇的高尚品質，使他把替父復仇、重整乾坤當作他生命的整個存在。在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性格注定哈姆萊特走向滅亡。哈姆萊特如果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也許是個快樂王子，而不是憂郁王子，和他叔叔和平共處，相安無事，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等著繼位就可以了。正因為他的偉大的本性和不同凡俗的精神境界導致了悲劇的結果。

《哈姆萊特》表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從宮闈到家庭，從深閨到墓地，從軍士守衛到民眾造反等場面。在描寫生活時，莎士比亞把喜劇因素和悲劇因素結合在一起，如在奧菲利婭落水淹死的悲慘場面后，緊接著是掘墳墓者插科打諢的場面。這種崇高和卑下、可怕和可笑、英雄和丑角的奇妙混合，也是莎士比亞悲劇的特點之一。

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中的語言風格一改前期劇作中的平穩和簡易，轉向一種更迅猛、更激烈的風格。哈姆菜特的著名獨白就表現出淋漓酣暢、氣勢磅礴的特色，文體也變得高亢激昂，句式結構更加自由，常常出現語序的倒置和省略，使整個戲劇表現出崇高和悲愴chuàng的氣氛。

(摘自《中外名著解讀——哈姆萊特》)

三 名家論《哈姆萊特》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文藝批評家莎士比亞把這個人物放在這樣的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中不得不當機立斷——哈姆萊特是勇敢的，也是不怕死的；但是，他由于敏感而猶豫不定，由于思索而拖延，精力全花費在做決定上，反而失卻了行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