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刺秦王》教案
讓人欽佩的是，唐朝著名詩人柳宗元的觀點給人的是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他果斷指出，在策略和手段上荊軻乃是一個并不高明的刺客，還明確指出這種個人恐怖行為乃是一種“短計”，是目光短淺的表現，毫無可取之處；為了收買殺手，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代價雖然不是燕子丹所要考慮的，但是能否換回理想的結果，燕子丹似乎考慮的很少。
筆者認為，柳宗元這樣說是有充足的根據的，按照《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的記載，燕太子丹為收買荊軻花費的本錢非常大，而終于以失敗告終。所以柳宗元對荊軻的“刺秦”行為的評價：“勇且愚”是很有分量的。
但是荊軻決不是一個我們所想象的普通簡單的“恐怖主義分子”，更不是一個寄人籬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記·刺客列傳》，似乎很難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確為一個殺手，但是卻與聶政這樣目不識丁只憑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特別“好讀書擊劍”，稱其為知識分子也不無道理。于是在那個分裂割據戰爭迭起的年代，荊軻的出現，實為罕見和奇缺，遺憾的是能文能武的荊軻未能實現自己的目標，人們就更對其懷有無限的同情和哀憐。
從司馬遷為荊軻立傳以后，歷代的文人騷客無不抒發類似“詠荊軻”的詩歌。以表示對中國歷史上這位著名俠客的景仰之情。遺憾的是像柳宗元這樣大膽果斷，不落窠臼地否定荊軻的詩歌還是很少。常見的總是肯定荊軻義無返顧的“刺秦”壯舉，借以表達詩人對秦王朝暴政的抗議，陶淵明的《詠荊軻》就是其中很有代表的一首。詩人可以只管表達自己的某一意圖：借對古代人物的熱烈歌頌或深摯同情，抒發自己的滿腔悲憤，寄托自己堅強不屈的意志。于是突出歷史上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那是文人騷客的職業權利，可是在我看來，這并不屬于對歷史的解讀，而是僅局限在文學層面上的解讀。這種推理是有歷史根據的：陶淵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的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父親均作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將軍桓溫的長史，但到陶淵明出生時，家道已衰落。但是，他所生活的東晉時代，舉賢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權貴，門閥制度極其腐敗，使他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負。另外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必須注意：荊軻刺秦在前，秦始皇的暴政在后，我們不能因為憎恨秦始皇的暴政，就懷著“復仇”的心理而肯定荊軻刺秦的合理性以及正義性。
這里很自然就產生了如下的矛盾：語文教育和歷史教育兩種學問體系下，兩種由于從不同角度和立場分析而使學生獲得的解讀的教育效果相差太遠，甚至有尖銳的沖突。這是不是反映了我們的基礎教育課程體系中尚存在著一些鮮為人知的，卻依然還在起著破壞作用的弊端，但是尚無人感覺到？無論是從新頒布的《語文課程標準》還是《歷史課程標準》中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角度來看，荊軻“刺秦”對學生的健全人格和心理到底能產生什么積極的作用，我們往往太過于樂觀了。我一直做這樣的思考：我們怎么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和背景而一味地去稱頌荊軻的大無畏的勇氣和“革命的樂觀主義”呢？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個亂世的社會里，毫無原則的使用武力，會使得動蕩的局勢更加混亂。在一個盛世里，那純粹就是非常討厭的東西。俠客在明、清以后，逐漸消失。而到了近代隨著熱武器的普及，那種生活就更加沒有存在的意義了。武俠文化在制度和法律不完善的時代，大有市場，但根據時代和科學的進步，卻只有消失的一種出路。這種見解是很深刻的，很值得今天的我們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