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雙城記中表現的浪漫現實主義論文

　　他的創廣泛地描繪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廣闊畫面,并以銳利的目光透視現代生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罪惡。貫穿狄更斯全部作品始終的一條線索,就是對于19 世紀社會所作的批判性的分析,其廣度和深度是沒有任何一位小說家能夠超越的。他與薩克雷、夏洛蒂·勃朗特、蓋斯凱爾夫人等人一起,被馬克思稱為“現代英國的一批杰出的小說家”[1 ] (p296) ,馬克思認為他們向世界揭示了許多“政治的和社會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論家和道德家合起來所作的還多”[1 ] (p296) 。作為一部憂患之作,狄更斯的著名小說《雙城記》以一種借古喻今的方式、以法國大革命為載體,反映了當時法英兩國尤其是巴黎和倫敦兩座城市尖銳的階級對立和激烈的階級斗爭;并通過各種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義視野下革命的合理性與復仇的瘋狂性,作家極力提倡用仁愛和寬恕的精神來化解仇恨、改變那些被扭曲的心靈。

　　借古喻今:合為時而作

　　《雙城記》創作于19 世紀50 年代,正值狄更斯創作的高峰期,也是英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種種罪惡和勞動人民生活的貧困化,使英國社會處于爆發一場社會大革命的邊緣。早在三四十年代,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政治權利,就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規模宏大的“憲章運動”。這次被列寧稱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2 ] (p276) 雖然失敗了,卻讓狄更斯清醒地意識到50 年代的英國,與18 世紀末的法國社會非常相似,下層群眾中普遍存在著一種憤懣與不滿,人民的革命情緒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為此,他決定創作一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小說,用以針砭英國的社會現實,為同時代的英國人提供借鑒,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長篇小說《雙城記》于1859 年問世了。

　　既然是為了警示英國人而又以法國歷史為題材,因此狄更斯將故事的發生地點確定在巴黎和倫敦這兩個城市,小說也由此得名《雙城記》。全書分為《復活》、《金錢》和《暴風雨的蹤跡》三部,講述了法國醫生梅尼特從1757 年到1789 年期間的一段曲折的人生經歷及下層革命者德伐日太太一家的悲慘遭遇。1757 年12月的一個深夜,寓居巴黎的外科醫生亞歷山大·梅尼特突然被綁架到厄弗里蒙地侯爵府,為一位美麗的青年農婦看病。

　　在這里他偶然地了解到一樁令人發指的罪行:侯爵的弟弟為了霸占這位新婚酷地害死了她的丈夫、氣死了她的父親、刺死了她的弟弟,只有她幼小的妹妹(即后來的德伐日太太) 僥幸逃脫;最后,這位農婦不甘凌辱、含恨而死。正直的梅尼特寫信給一位大臣告發侯爵府里發生的罪惡,不料信卻落到侯爵兄弟手里。為了滅口,侯爵兄弟將梅尼特醫生投進了巴士底獄。梅尼特年輕的妻子因為丈夫莫名其妙的失蹤,兩年后憂郁而死;在他入獄后才出生的女兒路茜則被梅尼特的好友、英國銀行家勞雷接到倫敦撫養。梅尼特在獄中被單獨囚禁了18 年,逐漸由一個年輕有為的醫生變成了一個滿頭白發、神志不清的人,每天只知道機械地做鞋來打發時光。為了控訴侯爵兄弟的暴行,他在喪失理智之前,用鐵銹和著眼淚寫下了一份控告書。18 年后的1775 年,梅尼特的仆人和好友勞雷等人設法將他營救出獄逃離法國定居倫敦。厄弗里蒙地侯爵的侄子查理斯·代爾那由于厭惡家族的罪惡,主動放棄了爵位和領地,隱姓埋名來到倫敦自食其力,并與梅尼特的女兒路茜產生了愛情。在舉行婚禮的那天早上,代爾那單獨向梅尼特說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為了女兒的愛情幸福,梅尼特超越了巴士底獄18 年的苦難、寬容地同意了他們的婚事。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代爾那為了營救一名無辜的老仆人返回巴黎,卻因受到家族的牽連而被革命政權逮捕并判處死刑。外表酷似代爾那的英國律師卡爾登,由于深愛著路茜、甘愿為她犧牲一切,為了使路茜不失去丈夫,卡爾登設法潛入監獄、救出了代爾那,而自己則坦然地走上了斷頭臺。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長起來的德伐日太太與貴族階級勢不兩立,她積極參加反對封建專制的秘密活動,以頑強的毅力在黑暗中迎來了大革命。在大革命高潮中,廣大群眾用極端化的暴力手段對貴族階級進行了狂熱的鎮壓,整個法國社會尤其是首都巴黎像洶涌澎湃的復仇海洋;而浸潤著深仇大恨的德伐日太太則更加變本加厲,為了徹底、痛快地復仇,她不僅一心要把無辜的代爾那送上斷頭臺,甚至還想把代爾那的妻子和幼女,以及為營救代爾那而奔走的梅尼特醫生等人統統置于死地。當她得知代爾那已被判死刑,興沖沖趕到代爾那處想親手殺害代爾那的妻女時,被路茜的女仆普洛斯在扭打中失手殺死,結束了她惡意復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