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的文學文化探討范文
中國文學之與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擾著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問題不僅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實踐命題，也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理論命題。 以下就是國內外的文學文化探討。
中國文學之現代化，走西方化路線還是走民族化路線?人們一直存在爭議。如何從理論上總結民族化與西方化之得失，對此理論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試圖歷史地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西方化與民族化傾向糾葛纏繞、交替消長的曲折過程，對“西方化與民族化”這一中國文學之現代化進程中反復出現的基本命題進行反思，并結合中國文學發展的當代狀況正面提出“世界化”觀念。
“西方化”及其歷史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從五四新文學革命開始的，按照胡適的總結，這個現代化在語言形式上以“白話文”為特征，內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學”為特征。胡適進一步認為，“白話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學”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無論是提出以“白話文為正宗”的胡適，還是提出“人的文學”理論的周作人，在當時都是西化論者，即主張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必須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精神上，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東西就如同遺傳基因一樣是永遠地在我們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著我們著意繼承或者模仿，而外來的東西則相反，“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鮮血液使中國文學獲得新的精神動力，當然周作人也強調這種借鑒必須以“遺傳的國民性”作為“它的素地”，也就是說周作人對“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較而言，胡適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形式上，而且態度比周作人徹底、激進，“吾惟愿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為賈生，王璨，屈原”。
“西化論”者如何對待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呢?胡適從“白話語言”的形式角度對遼、金、元之后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做了肯定，對《水滸》、《西游》、《三國》推崇備至，不過他對上述古典古代白話文學作品的推崇是從“對歐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對拉丁文，建立本國的俚語文學的比附”出發的，其立意點依然是在鼓勵中國現代作家向西方人學習，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們向中國傳統白話文學靠攏。事實也的確如此，周作人、錢玄同換了一個角度--從思想內容的角度--就對上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生出了否定的看法。
周作人差不多將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貶得一錢不值，在《人的文學》[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齋志異》看成是“妖怪書類”，把《水滸》、《七俠五義》看成是“強盜書類”，把《三笑姻緣》看成是“才子佳人類”，把《西游記》看成是“迷信鬼神書類”，并說“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錢玄同，他一方面極贊成“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但是，一談到內容，他的觀點就立即來了個大轉彎，他說，“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于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4]”錢玄同從“高尚思想”、“真摯感情”角度遴選中國古代白話小說，選來選取，卻幾乎把那些古代白話小說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錢玄同者是從思想內容角度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展開批評的，他們把小說定位在為“人本主義思想”做宣傳鼓動上，不約而同地把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看成是“才子佳人”、“誨淫誨盜”、“神怪不經”、“迂謬野史”而加以撻伐，主張中國文學必須在精神上西方化(啟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