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代公文沿革概述

　　唐宋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頂峰，典章之物，粲然大備，表現在公牘上，更是品目繁多。唐代僅行下之“王言”，即有七種，其中“敕”占四類（發敕、敕旨、敕書、敕牒）。按《六典》，行下文書有六種：制、敕、冊、令、教、符；行上文書也有六種：表、狀、牘、啟、辭、牒；諸司相質問，行文有三種：關、移、刺。其中辭、牒、關、刺為唐代所特有，實際上還不止于此，但己足以說明公牘體制之紛繁了。唐代帝王擅公牘者，首推太宗，文武兼資，所為詔令醇雅可誦。名臣如開元之姚、宋，大歷之陸贄、令狐楚，元和之韓、柳，皆以兼擅公牘著名，尤其是韓愈文章以復古為宗旨，所為表狀，亦超邁時流，“一言而為天下法”的贊語，也可以其公牘當之。

　　唐代重視文牘，也表現為貢舉有明法科，考四項內容：身(體貌豐偉)，言（言詞辯正），書（楷法秀美），判（文理優長）。同時，公牘講究書法，顏真卿的叔父顏元孫用“干祿字書”（做官須知的文牘書體），把公牘用字按四聲分類，每字分正、俗、通三體，以為書判章表之用。但是，以判優劣為選吏標準的做法，由于判詞必須以四六文寫作，追求詞藻，以致產生了不少有能力的官吏順短于詞判而不能褒升的弊病。由于遷轉甚滯，文人多攀附藩鎮，請求辟舉，當時選官的制度內重外輕，這就給了不拘行檢者一條捷徑，所以晚唐的幕府，也就很濫，中樞不得不限制外藩薦舉非，有官銜者不得錄用。

　　唐代行文下區別甚嚴。《唐律》規定：應言上而不言下，不應言上而言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應行應下而不行下及不應行下而行下者，各杖六十。

　　五代文牘體制，沿襲唐人，士大夫生于干戈殺伐這際，有筆札才思的人，甚至不能茍全性命。因為武夫出身的割據者，識字不多，幕府文人又好舞文弄墨，所以難免惹禍。當時牛希濟看到這一點，寫了《表章論》，他認為公牘要“直指是非，必然明白”，人主并不是都能“奧學深文”，有時對深文“覽之茫然”，必然要詢問左右，倘或有人故意“改易文意”，要使皇帝“逆鱗發怒”，是毫不費難的。他規勸執筆的人：“但真于理”，為什么一定要寫那些“幽僻文繁”的奏章呢？《也載周太祖即位時，詔文武官：凡是有益國利民之術的，都可以寫出奏對，但要直截了當，不要玩詞藻。這些見解，都要求文牘淺近明白，可謂切中時弊。

　　宋代因從五代戰亂中繼承了政權，州郡長官多為不識字的武夫擔任。宋人汪應辰《答張侍郎書》說：國初承五代殺伐之余，州郡官多付之武夫，有不識字而以仆從代書判者，其違法貪枉的情形可以想見。又據張舜民《畫墁集.與石司理書》中所說，歐陽修被貶到夷陵，想讀《史記》、《漢書》、無處可借，沒法消遣，就到庫房去看檔案，發現許多陳舊公牘中被錯判的案件不可勝數。

　　宋代公牘體制在漢唐制度的基礎上，也有一些變化。如誥命、御札、敕榜、故牒、公牒、呈狀、申狀、笞子諸體的創設，比前代更細了。同時，由于宋朝一批散文大師如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等繼唐代的古文運動，反對六朝駢儷文風，多少也影響到公牘，上自制誥，下至賤啟等一直為四六文統治的領域，盡管還沒有徹底打破，甚至大師們自己有時也喜歡在公牘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不過由此也帶來了宋人書牘，也在所不免。從文字上講，北宋繁于唐人，而南宋又繁于北宋，這大概和后來大為發展的理學長于辯微析奧有關系，但也有其淺顯易懂的好處。如朱熹知南康軍任內寫的大量救茺、勸農以及曉諭逃移民戶的榜文（布告），體恤民情，言辭懇切，明白易懂，不失為宋代公牘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