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語文教材編寫改革芻議

　　一部優秀的語文教材是保證語文教學取得成功的前提，也是中華民族語言文化素質培養與傳承的基本載體。從對歷史和對中華民族未來高度負責的角度考察，語文教材編寫的改革顯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那么，我們應該怎樣進行當下語文教材編寫的改革與創新呢? 本文就目前語文教材編寫進行一些理性思考。

　　一、語文教材的編寫需當作國家和民族最偉大的“公共利益”。

　　自從教育部引入競爭機制，鼓勵各個有條件和能力的地方可以自行編寫語文教材以來，中國語文教材頓時百花齊放，涌現出了數十種版本的語文新教材。經過大規模的實驗教學，對語文教學的批評之聲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是越來越激烈，甚至部分教材遭受到了社會的嚴厲批評和詬病。關于語文教材的編寫爭議，成了學界及社會關注的熱點。在眾多對語文教材的質詢聲中，對某些編者在經濟利益驅動下不顧語文教學的規律，各自為政，不顧及各學段教材基本的整體性與協調性的做法，也進行了尖銳批評。眾所周知，母語教育是關系到民族未來及民族個性培育的重大事業，是我們最崇高的“公共利益”。這要求參與教材編寫的每個人，都必須要有崇高的道德感、責任感與對民族語文教育的神圣感。

　　與此相反，隨著語文版本增多，經濟利益、學術紛爭日趨激烈，少數編者忘卻了民族及國家的利益，忘卻了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而難以真正從一個學者的角度考慮問題。比如，高、初中語文教材的編寫，雖同處一個城市卻是各自編寫一套。王教授領銜編“高中”，而陶教授領銜編“初中”，兩套人馬基本沒有語文教材編寫的學術性往來與會議研討，卻把本地區初中、高中語文教學的連貫性生硬截斷。這樣的教材編寫，出現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也在一定程度制造了語文教材編寫的混亂。

　　葉圣陶、夏丏尊作為語文教材編寫的“大師”，其品格風范值得語文專家們反思。雖然歷史發展了，時代語境不同了，編寫的教材內容有所改革，但是他們嚴謹認真、一絲不茍、對民族及后代高度的責任感永遠值得學習和敬仰。在語文教材的編寫歷程中，堅持這種崇高的語文道德精神，將是我們前行的不懈動力。這也正是當前我們重新翻讀《文心》、《國文百八課》等經典時，仍然一往情深的原因所在。

　　二、語文教材的編寫需要堅持語文本質特征及語文理性精神。

　　語文是什么? 語文的本質就是對母語的語言文字及文化的學習與繼承。語文教材不同于其他任何文科教材，雖然有人文性，但語文的工具性是其一切特點中最首要的特征。對字、詞、語法、語言現象、語言寫作的學習，是語文基本功的表現。堅持語文的工具性，就是堅持語文的理性精神。這種工具性是科學、邏輯、獨立和思考的，而不是道德、玄學和精神的。長期以來，一些語文教材的編寫者，總是以道德家、文學家、啟蒙家與精神導師自居，所編教材中占據語文教材內容核心地位的是“人文主義”的精神說教與感化，而缺少一種質樸、本真、語文自身的工具主義精神。他們把語文自身的工具性誣蔑為“庸俗的技術主義”，而打著“人文精神”與“生命意義”、“個性主義”的口號，倡導語文教學的“娛樂主義”、“表演主義”的教學方式，讓語文教材的編寫越來越遠離語文，而越來越靠近誰也無法說清楚的“生命”哲學和“人文”精神。

　　現在，一些編者還普遍強調語文教材的審美性教育，事實上如果把基礎教育的漢語課程轉換成以欣賞和審美為最主要特征的文學教材，則偏離了語文自身的軌跡。語文教材變成了歷史學、地理學、心理學、教育學、政治學課程的補充教材，則是離開了語文教材的本質。語文課不是一般道德的語言理論課、知識課，而是發展學生言語能力的實踐課，是教師以語言理論去指導學生言語實踐的應用課。語文作為社會交際最重要的工具，必須進行實用文的閱讀和寫作教學。

　　遺憾的是，語文課在今天的網絡時代顯得越來越浮躁，語文的工具性、知識性都沒達到理想的語文教學目的。據報道，南方某省高考語文題卷中，有一段“根據閱讀材料寫一段話”的 12 分試題。幾年考下來，學生成績很不理想①。由此看出，學生語文應用能力的普遍下降已成了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各地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的使用雖各不相同，但都毫無例外地將教學目標設定在課文所體現的“人文性”上，教學中作者思想的哲理性強調有余，關注詞語的表現力明顯不足。這是語文教材編寫及語文教學對語文本身的偏離，是一種以表象的人文關懷思想代替真正的語文理性運用。為此，必須強調在語文教材編寫時，一定注重語文的工具理性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