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語文教材編寫改革芻議

　　三、語文教材的編寫需要學習借鑒國外語文的編寫經驗與方法。

　　雖然不同的母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語文教育特色與個性，但是語文( 母語的語言文字教學) ，在對中小學生心理活動規律、思維規律及把握語文的技巧方法上，有很多是相通的。中國語文教材的編寫，多年來太注重功利化主義的教化作用。雖然現在打破了“人教版”一統天下的格局，但語文思維卻依然是一個模子鑄造出來的“中國特色”的語文馴化思想的灌輸，語文課程變成了其他課程的延展課程。中國語文教材編寫在編寫思維及編寫原則上，應該學習美國的編寫經驗，摒棄膚淺的虛偽說教，強調詞匯、閱讀、作文、文學的語文教學內容，強調閱讀與語言訓練的緊密結合; 注重培養直覺、注重觀察能力、注重積極的思考態度和嚴謹的邏輯思維習慣，注重學生對語文教學內容的批判性思考。只有將語文教學內涵與個性化結合，那么，中國語文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回歸到“語文”教學本身。譬如，美國的作文教學改革與國內寫作教學普遍重視寫作技巧訓練不同的是，十分強調作文思維訓練，尤其是批判性思維訓練。美國的教師們認為，“批判性思維”不是專指給人挑毛病、提出批評，也不是同意或不同意的簡單線性思維，而是獨立意識、創新意識、責任意識的價值追求。要求學生在掌握充分論據的基礎上去分析、判斷和推理，使得出的結論或作出的判斷盡量客觀公正。②西方語文教材編寫非常注重語文對邏輯思維的訓練，強調語文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及清晰的表達能力。邏輯是判斷的起點，是一種高級的認知形式，是概念、判斷、推理、分析、歸納的保證。在語文教材編寫中，通過對語言邏輯及語義的分析概括，把握語詞的構成及變化規律，提升學生對邏輯能力的把握運用。在西方及美國的語文教材中，無論是哪一個年級，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關于自然、社會、人類、歷史、宇宙、生物等多種知識性的閱讀文章，既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各種知識的滿足渴求，又培養了學生的理性、科學判斷的邏輯能力。我國人教版初中語文教材曾經選編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中國石拱橋》、氣象學家竺可楨的《向沙漠進軍》、數學家華羅庚的《統籌方法》等，都是非常優秀的范文名篇，對于學生理性邏輯思維的培養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語文教材的編寫需要改革與創新理論以指導實踐。

　　目前的各種語文教材“經驗型”居多，難有大的質量上的飛躍，主要原因是語文觀念守舊，缺乏創新，缺乏借鑒和指導，決定教材編寫質量的是“教學理論”而非“課程標準”。

　　教學理論影響和決定課程標準，課程標準影響和決定教材編寫。教學理論的發展創新在前，課程標準研制和教材編寫在后。在語文教材及教學的探索過程中，在百年語文教學的理論建構中，無論是啟發式教學、自主性學習還是研究性學習，關鍵是中國語文教學在多大的程度上培養了學生的語文能力，即學生的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語能力及文學能力，這些能力對學生一生的語言應用有多大的積極作用。我們時常提出“教材創新”和“教學創新”，到底應該以什么理論作為指導來進行創新? 本文認為，中國語文教材的編寫及語文教學的改革，必須在理論上進行多個方面的努力。

　　新中國成立前的現代語文教學，基本上比較注重語文工具性與人文性思維的相互融合，注重對語言文字的學習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熏陶。今天香港、中國臺灣及新加坡華人區域，他們的華文語文教學思維，依然沿襲著新中國成立前的語文教材編寫經驗。雖然課外的部分內容有所改變，但有些課文進入語文教材幾十年一直沒變，無論古文詩詞還是現代文等，都是民族語文千錘百煉的經典范文。他們對語文的經典性、語言性、人文性及實用性的思考與利用，都值得大陸語文教學界借鑒、思考。大陸語文教材被指責不適合現代語文教育的課文較多，并不是指傳統人文經典與古代語文的內容較多，恰恰是一些庸俗的社會學與政治學的文章較多，不僅對學生語言文字表達能力的提升無益，還教會學生虛偽與說謊。

　　中國語文教育理論必須走出庸俗的道德及社會工具論的怪圈。新中國成立后，語文教學基本上滑向一種政治工具論，學習語言就是學習政治說教，語言文字本身反而成了政治教育的附屬品。以制度性及政治意識形態來對語文教材進行編寫，完全忽視語文的個性教育。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但語文教材庸俗的道德、政治視角依然束縛著語文的價值作用，束縛著語文的人文意義。從小學到高中，與政治、道德及虛假的“偽崇高”、“偽經典”相關的文章，至今仍有數十篇。大陸中文系的教授、學者們曾寫文章猛烈抨擊這些充滿現代虛偽道德說教的文章。③中國語文教育理論必須接受現代語言學的洗禮。改革開放后，教育理論成果層出不窮，打破了蘇聯語文模式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教育價值理論得到借鑒與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行為主義心理學在我國語文學界影響很大。雖然語言生成理論和功能主義語言學等理論指導下的語文教材尚沒有成型，但是，現代語言新理論的確在改變著一些教材專家的思想。譬如，行為主義心理學非常注重行為對認知、感覺、記憶、聯想及知識個性的影響，如果以行為主義心理學指導語文教學，則是以學生的自我行為為主，對課堂的動嘴( 朗讀) 性重復要求很高，反復背誦、加深記憶和理解，教師則不需要滿堂輸入。有研究者認為，語文教學就是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即以語言訓練為中心，特別要加強語言的運用。“兩個基本點”即培養語文能力( 聽、說、讀、寫、書) ，提高人文素養。顯然，語文教學一定要由“教教材”變成“用教材教”; 由“教課文”變成用課文學語言、用語言。教師由以往分析課文內容的教學，轉向以策略為導向的教學，注重讀法、寫法、學法的指導，最終目標是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運用語言能力以及學習能力。④百年語文，百年探索，百年爭鳴。在不斷爭執中，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語文教育研究有三次轉變。第一次是以語言為視野，代表人物是葉圣陶、張志公、呂叔湘。第二次是以文學為視野，代表人物是王麗、錢理群、王富仁等。第三次是以課程論為視野，代表人物是王榮生等。第三次轉向，使語文課程形態的多元選擇逐漸成為現實，語文教材將呈現出“多樣化”的格局。但是，在“多樣化”繁榮的虛假層面后，人們更多的是對語文教材的迷惑和對語文教學的犯難，中國語文教材的編寫到底該怎么改? 有專家認為： “要解決當前語文教學存在的問題，改善語文課堂教學，歸根結底要依賴于語文課程的改革、語文教材編制的完善。這就要求語文教師需要從‘資格型’向‘智能型’和‘智慧型’轉變，用語文教育來帶動學生的全面發展。”⑤還有專家認為： “教育主管部門對于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在觀念、體制上完全可以做一些大膽嘗試，比如只要在教育部制定的語文課程標準內，完全可以放開語文教材編寫市場，同時將對教材的選擇權交到學校、一線教師手中，讓小學語文教材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⑥無論有多少種意見，多少種方案，在這個浮躁與喧嘩的時代，語文教材編寫需要沉淀，語文教材編寫不應成為一些人發家致富的工具，而是一種民族公共利益的歷史使命，需要更多的理性精神，責任精神和民族精神。語文教材的編寫需要真正回歸到語文的本質，以歐美發達國家民族語文教材編寫為借鑒，轉向一種現代、開放、民主、理性及科學的語文精神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