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劇藝術理論的差異探究

　　悲劇藝術在以悲的形式給人以美的享受，好的悲劇應是顯示出其社會根源，悲劇在對現實生活中對美的肯定的同時也對惡勢力持以否定態度，在悲哀痛苦中感受著美。然而生活中的悲慘經常和恐怖相聯系，藝術中的悲劇則被藝術化成生活中的典型，突出了藝術美感，而非恐怖一面。作為最積極的審美效果，悲劇使人正視人生和社會的負面，悲劇固然會使人產生恐怖，但是在這個理性的恐懼之中，使人思索人生的嚴峻，同時接受命運的挑戰，逐漸在思考中日益成熟，使人性變得更加完整。

　　二

　　中國的悲劇藝術雖然也和西方悲劇一樣充滿了災難和不幸，但是與西方悲劇主人公與命運抗爭不同的是，中國悲劇的主人公大都在面臨不幸時很軟弱，不與命運做抗爭，充斥著善與惡，忠與奸矛盾的糾結。究其中西悲劇不同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因為中西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審美思維方式的不同，因而產生的差異。

　　西方人更遵循個體自由原則，而中國人在這種封閉的內陸環境中更強調整體性，對自由加以限制。從社會制度方面來看，西方社會所確立的是民主制度，中國社會建立的是家庭國家的模式，以德禮孝為核心，強調賢者自制。因為西方悲劇更能體現人類強烈的生命欲求，由此升華的旺盛的實踐生命力是造成悲劇性的邏輯前提。由于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環境所造成的這種原因，在悲劇方面中國在對悲劇主體性研究有所缺失。

　　中國悲劇一直被譽為大團圓式，胡適曾將這種追求完滿結局的文學稱為“說謊的文學”，拋卻先天的國人生存環境以及社會制度來看，造成這種大團圓結局的“悲劇”主要是缺乏真正的悲劇審美觀念。王國維作為對近代傳統悲劇進行抨擊的第一人，在對《紅樓夢》進行評述時，認為此書為“悲劇中的悲劇”，他認為中國傳統戲劇、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享;非是而欲厭閱者之心，難矣!”(張頌南《中國現代文學縱橫談》，浙江大學出版社，1991;9～15。)

　　人類的悲劇意識正是由于人從現實世界到達理想世界的漫長路途中所必然產生的哀怨、憂患以及進取精神。人類社會歷史也是人類悲劇意識不斷生化發展的歷史，那么研究悲劇也要從研究人性開始。人在歷史中不斷追求完善，感情和理智，理想和現實，生與死這三大矛盾是長期圍繞人的心靈，由此而引發的悲劇沖突也是永恒與不可避免的。

　　三

　　西方悲劇藝術強調主人公在面臨困境選擇反抗，即使是在抗爭中毀滅，但是往往在這個過程中肯定了人的生命意志，呈現出的是一種崇高的尊嚴和偉大。而傳統中國悲劇主人公在面臨不幸時卻是選擇張揚光輝的倫理。雖說歷經中西文化碰撞，中國悲劇在現當代發展迅速，然而始終無法擺脫結局對現實的缺憾和化解，終極價值體現的是人生的慰藉。那么，悲劇之所以具有如此美感，體現在其呈現的極大的悲的審美價值上。朱光潛先生就曾提出過悲劇更多的是從觀賞者的角度來看。

　　對此，做出最好說明的莫過于亞里士多德的“凈化說”。在柏拉圖看來，悲劇是把別人的苦難和不幸拿到舞臺上贏得別人的掌聲。然而亞里士多德則對悲劇持肯定態度，認為“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借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這種感情得到陶冶”(【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年版，第19頁)具有凈化的意義。亞氏認為悲劇是具有一定長度的模仿，其媒介是語言，不應該寫好人由福轉禍、壞人由禍轉福或是窮兇極惡的人由福轉禍，只有人的弱點或是人的過失所造成的困難才能寫，純粹的好人或者是壞人則不能寫。而擔當這些過失說主角的往往是上層貴族由于人為因素的過失或是弱者而遭殃。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他曾對悲劇產生的凈化，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在亞氏看來，因為我們和悲劇主人公是相類似的，所以當他們身處厄運時，我們害怕自己遭受和他們相似的遭遇，因此內心產生一種憐憫和恐懼，從而得到一種宣泄，內心達到平衡，得以凈化。而這種痛感，被后來很多美學家認為是一種深層的快感，如朱光潛先生認為“凈化”是指從醫學角度上看，更多的是宣泄與治療。尼采也曾提出過“我們在短暫的瞬間真的成為原是生靈本身，感覺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歡樂”。(《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三聯書店，1986年，71頁)，即悲劇的快感來源于生存深處的生命力舒張，而這種感覺只有在遭受災難的痛苦中才能被激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