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考察報告

　　其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國公民一旦犯法“不循私情”，不管是部長高官還是平民百姓一樣受到懲罰。有一個人民行動黨的高官犯了罪，托人請李光耀“保”他。李光耀說“保了你我的黨就完了，我要我的黨”。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國家領導干部要求人民群眾守法，自己卻貪污受賄，生活腐化。對外國公民或法人在新犯法，不怕強國大國的壓力，也是一樣照懲不貸。破壞公物的美國不羈青年邁克菲被判鞭刑6鞭(后考慮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懇求，減為4鞭);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誹謗國家領袖是中國傳統的“王朝政治”而被判賠償95萬新元(約65萬美元);菲律賓女傭弗洛爾因殺人被正法(即使菲律賓總統拉莫斯施壓也堅持執法);英資霸菱銀行事件嫌犯利森外逃后，政府指出：在這事件中任何人如果被證明在觸犯法令，不論他在什么地方都會引渡他。 　　 其三、強調社會紀律，維護公共秩序：政府和人民有普遍的認識，要建設一個穩定的社會，必須事事有規有距，人與人之間應該是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關系。尤其當社會遇到問題與困難的時候，更應該加強紀律與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對不自覺的人，就要用紀律和罰則去約束。有“罰款城市”之稱，街道上、組屋區、車站、車廂內到處可見罰款警告牌，而且這些罰則是認真執行的也是起作用的。在公共汽車站，候車的隊伍再長，從未見過哄搶上車，或在車內抽煙、吃喝東西的情形。因此，在全國上下自覺、自尊的嚴格要求下，成為一個有秩序、犯罪率低的社會。沒有嚴重的嗜毒、大規模聚賭或私會黨(黑手黨)的問題。據統計，犯罪率已連續第6年下降，1994年各類罪案共48666起，比1993年少了203起，下降了0.4%。

　　其四、官民都有較強烈的法律意識：上上下下認為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保持繁榮穩定的局面。政府是依法行政,發生什么對社會有影響的問題，馬上就制定法規和通過執法手段來解決，不發動政治運動，不搞政治大批判。反對黨工人黨領袖在1988年和1992年大選的時候，都曾在群眾集會上批評政府政策時，人身攻擊李光耀。前者是惹耶勒南誹謗“逼死”前部長鄭章遠，后者是黃漢金污蔑“利用權勢搞裙帶關系”。結果，遭到司法起訴或律師解決，分別賠償名譽損失26萬新元和20萬新元。同樣，執政黨如果犯法，反對黨或公民也可以到法院起訴。老百姓發生糾紛也是通過律師或司法途徑來解決。只要本人沒有觸犯法令，公民就會受到法律保護，即使自己家中有人犯法，也不會受牽連;如果犯法就得面對刑罰治罪的後果。這樣造就了守法、護法、安定的局面。 其五、有法必依，執法突出一個“嚴”字：強調以法律為根據，采取嚴刑峻法、賞罰分明的制度，已成為法治的重要支柱。販賣或進出口15克海洛英或30克嗎啡的販毒者，必遭判絞刑(1975年《濫用毒品修正法令》);保留鞭刑，針對那些對社會危害極大、判刑又不足以懲戒的罪犯,一鞭打下去,皮開肉綻，足以威懾徒;1955年10月21日開始實施的刑事法(臨時條款)，對私會黨和毒販足以起威懾及阻嚇作用,該法授權警方能不定期拘留一些有足夠目擊證人或證據而無法提控的嫌犯，在該法案下極少數重大嫌犯長期被扣押中;對于可能影響社會安定的攜帶武器行兇或導致種族沖突的案件，法庭予以重判。從這些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可以看到從嚴執法原則是讓每一個公民都對本身的行為負責，以使整個社會都感到安全和不受干擾，而不是一味遷就違法公民的要求，不是強調要給嫌犯或犯罪分子特殊地位。群體利益之上已成為司法制度的指導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