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舒曼文化合流理論的反思與建構

　　可以看出，對于文化合流理論的爭議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其一，是針對文化合流的理論問題：如果不能從心理學的角度對這一模式進行論證，人文科學的方法是否能夠迎難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論的適用范圍問題：如果沒有條件深入到第二語言國家內學習語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強文化合流，從而能更好地促進第二語言的學習?以下就這3個相互關聯的方面進行論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論建構：闡釋學視角

　　對于第一個爭議的問題，從人文科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化合流理論的深層次問題似乎要輕松得多。因為語言和人文學科關系密切，語言對于人文學科來說具有本源性的意義，一切人文學科的問題都要到語言里去尋求答案，反過來，人文學科又為研究語言提供方法。闡釋學就是一門與語言聯系緊密的學科。很多人認為闡釋學與語言的聯系是在語言學轉向之后的事，然而闡釋學從來都是與語言聯系在一起的。闡釋學的演變盡管歷史久遠并數易其貌，但始終與語言相伴而行。施萊爾馬赫曾指出，在闡釋學中所預設的一切問題都是語言的問題。第二語言獲得與語言，或者更確切地說，與語言的理解是分不開的，研究它當然離不開闡釋學。闡釋學為研究文化合流理論的合理性提供了極強的元理論支撐。

　　首先，第二語言的獲得離不開理解，因為理解的可能性為第二語言的獲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就認為，語言是思想符號，雖然語言存在差異，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還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紀，人們認為具有一種普遍的，獨立于任何語言外殼的思維內核“精神語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奧古斯丁為了反駁懷疑論者皮羅的“一切都可以懷疑”的觀點，提出至少“我活著，我存在，我理解”還是不能懷疑的。即使是現今，也不乏持這種觀點的人，最為典型的就是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這些觀點為第二語言的獲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類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論上的信心。更為重要的是，闡釋學是一種理解世界(把世界作為一個篇章進行理解)的理論。闡釋學提出理解不是一種認識模式，也不是一種行動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實在形式和根本活動，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說它是普遍適用的，也就是說，闡釋學的原則對于人類的各個方面普遍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闡釋學原則也適合于研究在第二語言獲得中有什么樣的理解活動發生以及如何促進這種理解活動。

　　闡釋學認為，人是理解的動物，只要活著，就會擁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縮小間距，即人具有去遠、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圍化的，從而把自己融入一個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謂“間距”，其本質是指理解者與對象之間的差異。如果沒有差異，理解就成為不必要——差異產生理解。間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為間距的存在，理解才成為需要。在第二語言獲得過程當中，間距主要表現為心理間距、語言間距、文化間距。從根本上說，這些間距的存在使第二語言的獲得成為必要，但是同時也成為第二語言獲得的障礙。從這一意義上說，第二語言獲得也屬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動的一種形式，為此，理解中所發生的一切基本活動，必然也發生在第二語言獲得當中。

　　那么在第二語言的獲得中，發生了什么樣的理解活動，間距是如何被縮小的呢?正像海德格爾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常常是已經歸屬于特定的“傳統”，因而被拋入到一定的成見之中。無論怎樣的理解都總是以成見為立足點，都以成見開始。但是面向未來，我們一面籌劃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過去為現在的媒介，自覺地跨越間距，將過去的 “真理要求”適用于現在的修正。這就是伽達默爾提出的“視域融合”——即將過去的視野和現在的視野相融合，結合事件的真理會在更高的層次實現。視域融合對于經驗是開放的，也說明理解是具有創造性的。通過這種視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終能夠到達“絕對真理”。根據每一次的歷史狀況，自我理性的完結性會不斷地被打破，這是理解的不盡源泉。

　　由此可見，正是因為視域融合，第二語言學習者與第二語言文化的接觸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文化合流與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相伴相隨，即使沒有深入到第二語言國家，文化合流同樣也是可能的。理解作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學習者是否意識到，理解活動確實在發生;而第二語言初學者又必然是帶著本國文化“成見”的人，所以在第二語言獲得過程中即理解過程中，本族文化是敞開的，第二語言文化對第二語言學習者本國文化成見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見”，在新一輪的交流學習中充當理解的立腳點。此時的狀況又會成為新一輪學習的源泉，即語言的基礎。如此這般，視域融合不斷發生，理解不斷循環，即第二語言學習者以及所在國成員的成見都發生了改變。經過這樣的視域融合，第二語言學習者實現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語言文化的合流。這是第二語言學習和獲得的必然趨勢，即使在課堂教學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