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探析

　　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探析如下文

　　這樣，這筆數目在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轉入投資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就是這筆資本公積的處理方式構成了xx年兩面針公司投資收益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可以說正是由于投資收益的“突變”引起了凈利潤“突變”。

　　(二)錢江生化公司的數據分析

　　從表1數據可以看出，由于xx年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而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數額為2 818萬元，對當期利潤的影響金額為2 818萬元，占投資收益的97%，并對3 144萬元的凈利潤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占凈利潤的90%;雖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并未對凈利潤產生直接影響，但卻積蓄了7 629萬元的潛在“突變”利潤。查閱公司的年度報告可知，在xx年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資產中，持股數量為900 586股的長江證券由于公允價值上升，從而產生了2 818萬元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所以公司管理當局在xx年牛市的大形勢下，利用出售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資產使凈利潤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從投資收益與凈利潤的差額還可以看出，xx年公司的主營業務業績并不是很好，所以管理當局通過這樣的盈余管理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就達到了粉飾報表的目的。

　　(三)五礦發展公司的數據分析

　　從表中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到，xx年五礦發展公司的投資貢獻率是3家上市公司中最高的，達到了492%。其投資收益數額為56 816萬元，遠遠大于其凈利潤11 552萬元，可見該公司xx年的主業是虧損的，為了掩蓋這個信息，公司管理當局就采取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釋放以前年度累積的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數額，充分利用了“利潤堰塞湖”的作用。查閱公司xx年度報告，對于xx年投資收益的大幅增長，相較于xx年增加了338.90%，公司管理當局的說明是“本公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置收益增加及減持寧波聯合股份的投資收益增加”，并且從年報可知，五礦發展處置了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中全部的唐鋼股份 49 507 390.53股，轉出了持產期間所有的因公允價值變動而計入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數額2 926萬元，并對當期利潤產生了6 975萬元的影響，占當期凈利潤的60%。雖然本期投資收益更大的貢獻來源于持有的長期股權投資寧波聯合股份(對合并凈利潤的影響為33 569萬元)，但這并不是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視角的分析范圍，故本文在此不加累述。

　　二、原因探析及目前存在的問題

　　由于xx年我國上市公司開始實行新的企業會計準則，按照規定，企業需要將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金融資產由原來的歷史成本計量改為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從理論上來說，雖然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直接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體現在損益表中，并不形成“利潤堰塞湖”，但對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其持有期間形成的持產利得可以通過“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科目進行累積，等到市場行情好且管理當局需要進行盈余管理的時候就將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出售，同時將以前累積的“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金額從資產負債表中釋放出來轉入到利潤表，釋放“利潤堰塞湖”中累積的利潤，從而使得凈利潤產生“突變”現象。另外，一些準則在制定之初并未規范到的問題，如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首次執行日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的差額調整留存收益后，能否從“留存收益”項目再轉入“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項目中，也存在著盈余管理的空間和可能。在本文的案例中，兩面針公司就是利用了這個“漏洞”，積累了潛在的數額巨大的“利潤堰塞湖”。

　　在實際運作中，也時有發生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資產分類及會計后續處理方式的差異，依照一定的職業判斷對財務報告中有關盈余信息進行管理，致使財務報告中的會計信息不能公允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的行為。從xx年的兩面針公司到xx年五礦發展公司，對待金融資產的處理使得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又有了新的形式，也許這只是眾多上市公司的一個縮影，所以必須得引起投資者、相關政策法規制定部門的注意。

　　三、改進建議

　　(一)加快公允價值計量理論研究，實現cas與ias的動態趨同

　　我國會計準則是在吸收和借鑒國際會計準則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制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國際接軌的需要使得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是未來發展的大趨勢。xx年金融危機之后，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及危機后國際經濟秩序重建，重新修訂了公允價值計量會計問題，將所有金融工具按照計量模式不同分為以攤余成本計量和以公允價值計量兩大類，且不允許在兩類之間進行重分類。這樣的修改顯然會使目前劃分標準不統一，后續計量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得到改善。因此，我國理論與實務界應該吸收和借鑒發達國家的精華，加快公允價值計量理論研究，實現中國會計準則(cas)與國際會計準則(ias)的動態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