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水資源的自主管理試論

　　臨近畢業了，大家的論文寫好了嗎，下文是農村水資源的自主管理，希望大家有所收獲!

　　晉陜地區地處歐亞大陸性季風氣候區，水資源總量貧乏且時間上分布極不均衡，夏季多雨而冬春干旱，有限的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始終是這一區域社會生活的重要問題。明清時期，由于人口的急劇膨脹、土地開墾面積的增加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對水源地森林的大面積砍伐，使得本已由于地形和氣候條件限制而形勢嚴峻的水環境更加“雪上加霜”。同時，伴隨著國家政權在水資源管理事務中的逐漸淡出，一種為了滿足社區成員基本的用水需求、維持正常的用水秩序、促進社區的和諧穩定，由農村內部進行的一套“自下而上”式的水資源自主管理活動開始發揮出其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些地區的鄉村社會自發成立了民間水利組織，并依據當地用水慣例和國家水法，制定了一系列水利規約，對包括水資源的使用次序、使用時間、使用量在內的各項涉水事務進行具體管理，同時，民間水利組織還利用強大的道德評價機制，對鄉民的個人用水行為進行嚴格約束，并對用水過程中出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進行協調。這種水資源的社區自主管理模式在當地一直延續了數百年，直到新中國成立，才伴隨著“國家所有，統一管理”政策的實行而消失。作為一種能夠持續長達數百年的水資源管理模式，明清北方缺水地區的水管理實踐定有其值得借鑒的成功之處，同時，作為歷史的產物，它也必定帶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即擬通過對明清時期晉陜兩地農村社會的水資源管理狀況的考察，深入探討其管理形勢特點，效用以及存在的問題，以期對當代水資源的社區自主管理提供歷史借鑒。

　　一、明清晉陜地區的民間水利組織

　　長期以來，地處歐亞大陸性季風氣候區的晉陜地區就是嚴重缺水的區域。明清時期，隨著氣候變冷變干以及人口的急劇增長，許多地區水利設施的經年不修，導致了水資源匱乏的問題更為突出。在陜西，咸寧縣的南山在乾隆以前還“多深林密嶂，溪水清澈，山下居民多資其利。”然而自從乾隆年間“開墾日眾，盡成田疇，水潦一致，泥沙雜流，下流渠堰易致淤塞”。[ 11] 禮泉縣北二十里的安谷水、八十里的巴谷水以及縣南的觀音泉，在清前期尚能引以灌田，但到了乾隆年間已經皆無灌溉之利了。[ 22]漢中的烏龍江、清水河原本“民循堰渠之規，田收灌溉之益，蓋有利無害者”。但自從清中葉“老林開墾，山地挖松”，以至于“每當夏秋之時，山水暴漲，抉沙擁石而行，各江河身漸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沖壞渠堤，即塑塞渠口”。[3]在山西，翼城的灤池泉自明弘治18年( 15xx年)起至清末共發生4次停涌,陷于完全干涸境地。介休洪山泉則出現三次斷流，而晉泉也分別在崇禎22年( 1650 年)和雍正元年出現了明顯的水量減少的現象，以致造成“衰則停而不動,水淺不能自流,水田成旱”的嚴重局面。[4]與此同時，由于吏治腐敗、財政緊張、管理成本增加、外敵入侵和農民起義頻發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除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興修與維護之外，政府開始逐漸淡出對水資源的具體管理，其在水資源管理中的作用呈現出明顯的不斷弱化的趨勢。如山西定襄縣的廣濟渠，是乾隆三年(1646)由政府動工興修的，最初可以灌十三村田地，十分重要，但從乾隆二十年(1681) 以后，久未疏浚，漸致淤塞。類似的情況同樣出現在陜西地區，據民國《續修陜西通志稿》載：“自清代乾嘉以迄咸同，兵事頻興，奇荒屢值，官民兩困，努藏空虛，河渠多廢而不修……鄭白徑渠亦十廢小半，漆、沮、滬、漸亦如之。”[5]

　　面對日益嚴峻的用水形勢和政府權力的強力收縮，晉陜兩地鄉村社會開始主動介入到當地水資源的具體管理事務中,并逐漸取代國家政權成為當地水資源管理的主要力量。在當地官府的倡導和督促下，兩地一些沿河村莊紛紛聯合起來興建了大量的小型分渠或支渠來滿足自身農業發展的需要。同時，為了有效的管理和使用這些水利設施，這些村莊大多設立了專門的水利管理組織。這些水利組織往往根據水源流經的區域范圍和水利工程的規模，對水資源進行分層管理.一般的說，那些工程規模較大，涉及區域較廣的水資源，大多采取“都渠長——渠長——溝首”的三層管理模式，如全長100 余里，經行山西洪洞、趙城、臨汾3 縣的通利渠，其管理即采取了這樣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