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美債問題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3.美債問題的嚴峻性。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將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美元的信用一直以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國家信用擔保。美國受益于美元的全球交易媒介地位，能印鈔消費而不用付息，即行使鑄幣稅特權;還可通過發行美元的方式償債、付息或直接“借新債還舊債”。這也是美國可以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應對經濟危機并轉嫁危機代價的原因所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美聯儲的兩輪“量化寬松”向全球輸出大量美元，直接導致美債價值“縮水”。此外，xx年8月2日前夕美國國會兩黨的國債上限之爭及其后標普公司調降美國主權信譽評級的舉動，加劇了全球主要債權國和投資者對美債信用狀況的擔憂。

　　隨著近年來美元逐漸貶值，作為美國最大債主的中國所持美元資產的收益狀況和總體價值已接連遭受損失。據測算，中國在—xx年間持有美國國債的利息名義收入約為1　563億美元，但考慮美國通貨膨脹以及人民幣與美元匯率變化等因素，實際利息收入只為名義收入的一半左右。[8]據美國財政部統計，截止xx年5月，中國大陸持有美國國債約1.17萬億美元，這一比例約占外國持有者份額的23.1%。一旦美元大幅貶值或美債出現信用危機，則中國國家財富將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損失。

　　鑒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雖然理論上美國國債不可能違約，但由于程序或技術原因導致美債延期付息的“違約”行為卻可能發生。這樣就會導致美國國債交易價格下跌，包括中國等在內的重要投資者至少會在一段時間內蒙受資產縮水的損失。雖然美國政府可以持續發行、輸出美元用以對外支付、稀釋積欠債務，但是過激地、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最終會動搖、破壞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權。如果全球投資者對美債信心持續下降，不僅會降低美債的信譽度，而且會動搖對美元的信心，中美政治經濟等關系自會受到首當其沖的影響。

　　二、美債問題對中美政治關系的影響

　　1.美國的減赤計劃加劇其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擔憂。

　　美國政府以削減聯邦財政赤字作為遏制債務急速上升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前所述，在美國減赤計劃中，國防預算成為要控制和削減的重點。作為維護美國霸權的最后手段，軍事能力對美國至關重要;且國防預算惠及包括軍工復合體在內的諸多利益集團和從業人員;加之近年來美國對中國軍費的增加甚為關注，削減國防支出引起美政界及利益團體的極大關切。特別是在中國軍力快速提升、美國相對優勢下降的形勢下，美國國防支出的減少必然加劇其對所謂“中國威脅”的擔憂。一些美國人士認為，近年來美國削減國防經費，是無視美國正面臨攸關國家安全和國際利益的新威脅。布魯金斯學會的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美國面臨正在崛起的中國帶來的新威脅，中國尋求最終將美國在該地區軍事存在推回夏威夷，并利用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樹立霸權;該地區的民主國家擔心美國影響力消退，要求美國給予可靠的安全保證;如果美國由于削減軍事能力而無法提供保證，這些國家要么被迫接受中國支配，要么依靠自身力量(很可能通過發展核武器)與中國斗爭。[9](p8)總之，類似言論屢現美國報端，可見隨著中國國力的快速提升，軍費受限的美國必然加劇對中國的疑憂。

　　奧巴馬政府近年的戰略重點東移之調整顯示了美國政府已在實際操作層面加強了對中國的戰略防范。xx年以來，美國進一步鞏固了西太平洋的聯盟體系，頻繁舉行軍演，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白宮于xx年1月初發布的《國防安全綱要》指出，美國的經濟、安全利益與從西太平洋、東亞到印度洋地區、南亞這一弧形地區的發展密不可分，因 此，美 國 必 須 調 整 亞 太 地 區 軍 事 部署。[10](p2-4)1月26日，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宣布美國xx年度的國防預算為5　250億美元，另有884億美元用于海外緊急行動。他聲稱，雖然這兩項費用較之財年的5　310億美元和1　150億美元有所削減，但是美軍將加強太平洋司令部所轄地區的軍力。[11]美國計劃在亞太地區部署的軍力在整體壓縮背景下逆勢而上，充分暴露出美軍戰略調整、防范中國的意圖。

　　2.債務問題提高了美國對中國影響力的關注。

　　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經濟衰退，美國需要中國繼續借貸，以助其穩定金融市場、度過經濟動蕩時期。奧巴馬上臺前后一些美國戰略家提出的所謂中美“兩國集團”概念正反映了這一需求。此間，中國購買美債數額確實繼續增長，并于xx年9月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但鑒于中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迥異于美國、兩國在國際格局中的結構性矛盾，以及近年來關于中國崛起之說不絕于耳等，美國政府高度關注中國通過債權國地位獲得的權力資源以及對美國的影響。一些美國人士認為，中國近年購買大量美國國債不僅基于商業考慮，還包含政治動機，且從投資角度看，中國可能在國債價格處于高位時出售套現。這種擔憂使美方認為中國可能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對美國擁有過大的影響力。正如前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奧爾特曼(roger　c.altman)和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哈斯(richard　n.haass)認為，“臺海危機期間，中國的央行可能比艦隊對美國的威脅更大，中國關于削減美元外匯儲備的一則簡單聲明可能會給美元或者美國的利率造成巨大壓力，這可能與美國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向英國施加壓力的做法如出一轍。”[12]